备战经济学兼为毛泽东时代辩护

写这个帖子的最初原因,是不满陈经在《官办经济》里宣称毛泽东不懂经济。而直接原因则是,唵啊吽今天在青史微言的帖子《谈谈文革经济和改革开放经济的区别》,以及周师傅的鼓励和胡一刀的质疑。这里先向这几位表示感谢。另外声明,这个坑有些大,填起来可能时间比较长。

一、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是备战经济

所谓“备战经济”,是针对“和平经济”和“战时经济”而言的。“和平经济”就是最常见的也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此时国家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而“战时经济”,则是大规模战争已经打响以后的经济。与这两者不同,“备战经济”则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一个相当大但是不等于1的概率,遭到攻击被迫卷入大规模战争。

这里有几个地方需要澄清。第一,准备小规模战争,甚至小规模战争已经发生的,不算“备战经济”,而是“和平经济”。因为对于国家来说(这里的国家不包括那种有警察没军队的),和平时期也是要搞战备的,军队要训练,军工生产不能停。对于大国来说,这种和平时期的备战,或者略微升级一下,就足以应付小规模的战争了。因此,当前的美国,“两山轮战”时期的中国,都属于“和平经济”。前几年的中国,领导常常号召要“准备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也是“和平经济”。

第二,“备战经济”强调“被迫卷入”,换句话说,是否卷入战争基本上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因此,纳粹德国那种扩军备战备好了就去战的情况,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第三,“备战经济”有可能犯错误搞砸。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战争危险很大却不备战,结果敌人入侵遭到惨重损失。另一种是,战争危险本来不大,但是判断错误搞“备战经济”,最后有大炮没黄油人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例如1980年的苏联。这种情况的麻烦在于,你说不清它搞的是“和平经济”还是“备战经济”。说它是“和平经济”吧,它备战得比别人“备战经济”还猛;说它是“备战经济”吧,人家和平年代都这么过。我承认,这种地方概念比较模糊,需要进一步考虑。

按照上面的标准,毛泽东时代,从1949到1976,广义一下到1979,大部分是备战经济(抗美援朝之前一年和之后几年可能不是,存异)。这一时期,国家处在全面战争的危险之中,国家的整个经济政策也确实以备战为主要目标,而如果全面战争中国也是被迫卷入的,因此是标准的“备战经济”。

同样,现在的朝鲜也是“备战经济”。

二、新中国备战经济学的特点

经济学研究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备战经济学研究为了应对高度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新中国的备战经济学研究,在1949-1979的新中国,为了应对高度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新中国的备战经济学有三个特点:

(1),备战经济学高度耦合着一个工业化经济学。1949-1979的新中国,同时面临着备战和工业化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是高度耦合的。从长期看,备战拉动了工业化,工业化又反过来促进了备战。但是,在具体的资源配置问题上,两者又常常处在尖锐的冲突中。例如,备战要求把宝贵的知识青年分散配置到广大的农村去,以便坚持全面核打击之后的农村游击战。

(2),备战经济学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是很难说清的。定性来讲,备战少了,敌人打过来 Game over ;备战太多,群众生活改善太慢,那后果也很严重。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这中间“度”的把握,是微妙的。这和“和平经济学”或“战时经济学”都不一样。和平经济学,例如今天的中国,反正全面战争打不起来,你搞个年平均增长8%各大方面基本平衡,不是最优也是次优。战时经济学,有战争需求在,你就围绕这个需求渴着劲儿折腾吧。而备战经济学呢,你备战越多,那战争越打不起来,打不起来你备战的那些东西就成了浪费。理想上最“合理”的事,备战刚刚超过那么一点,敌人就不来打你了。问题是你也不知道备战到什么程度就“刚刚超过那么一点”。只要战争最后没打起来,就永远有扯皮的空间,你说干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必要的”,人家总可以拿出“解密材料”啥的论证鬼子本来就没打算打过来,你干的根本“不必要”。

(3),备战经济学面临一个如何收场,如何转入“和平经济学”的问题。备战经济是一种长期的经济,要搞好多年,搞久了就会形成惯性,搞完以后就有一个如何平稳转入“和平经济学”的问题。这也是晚了不行早了更不行啥时候不早不晚没人告诉你的事情。这个转换要是搞砸了也Game over,因为这时候就跟换操作系统似的,老的新的很容易不兼容,而人类社会又不能 Reset.

新中国备战经济学的上述特点表明,它是一种“过渡过程经济学”,或者说“自我否定的经济学”,它恰恰要研究如何尽早结束备战经济。因此,我们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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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一:任何攻击1949-1979新中国经济形态“无法持久”的观点,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该经济形态的任务就是尽早和尽可能代价小地结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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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的初衷来自对陈经“毛泽东不懂经济”的不满。我认为,不是毛泽东不懂经济,而是陈经不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备战经济。陈经由于自身局限,或者是为了迎合西西河当时的口味,没有把自己的“操作主义”坚持到底,才有了上述错误结论,也才有了我发帖表演的机会。

我写这个帖子,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上纲上线癖”“非也非也欲”,因此希望大家以娱乐的态度,最好是以看小丑跳梁的态度来读。这样你如果看到了什么甚合己心的东西,可以作为意外收获。我保证不以《经济学读书笔记》的严谨性来写作,尽量不使用公式;我同时保证,以大致每个休息日一篇的速度上贴,在保证施工速度的前提下提高质量,如果停工事先公告并按期复工,绝不搞超级无敌无底坑。

本系列的其余部分拟包括以下内容:备战经济的人力资源;农业、工业、科教文卫等各条战线;备战经济的成功终结。

最后,向强国论坛的超级大邪恶数学致敬。在他的引导下,我走上了邪恶的道路,并且本系列的某些想法直接来自于他。鉴于他的帖子后面都有一个放弃版权声明,我如果不能记起具体哪条来自于他,就不说了,能记得的还是要说的。

三、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

齐孙子曰:“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和平经济学谈论“人力资源”的时候,谈论的是一种短期可恢复的生产要素,经济学家们总是假设,工人们睡一个晚上“人力资源”就恢复了。而最高统帅部在谈论“1944年度我军共战死××万人”的时候,这些生命已经永远消失了。

这就是战争和和平的区别。在战争中,生命是消耗品。于是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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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必须把人看作消耗性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的再生产。必须为青少年提供基本的食物、医疗和教育,以保证在未来战争中有足够的合格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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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可以解释毛泽东时期的以下历史事实:

土改。土改重新分配了土地,使得大批农民娶得起老婆,生出大量孩子,并能够给孩子以充足的食物。

一夫一妻制。这属于合理配置育龄妇女这一战略稀缺资源。

根绝卖淫嫖娼。从道德上打击“生活作风问题”。这属于管好妇女生育能力的跑冒滴漏。

识字教育、普通话教育、全国低成本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小学教育的基本普及。这是为可能的全面现代战争提供具有合格智力的兵员。

全国医疗体系的建立、乡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是为潜在兵员的出生和成长提供医疗保证。

对于上述事实,可以给出一个反驳性解释:上述这些都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一部分,新中国搞这些只是在搞现代化制度,与备战无关。但是,请注意,所谓“现代化制度”,其实是在拿破仑战争以来才有的,这一百多年来大战小战不断的历史,使得“准备打仗”成为“现代化制度”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还可以解释下面这个事实: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谈论“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但是,直到毛泽东晚年,备战经济胜利在望的时候,带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措施才开始出台;而终毛泽东一生,也没有搞“只生一个”。当然,他就是想搞,没足够的医生没石化工业也搞不成。

最后,举两个不遵守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的坏典型。第一个是“黄金十年”的中国。在这期间,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都没有从备战经济学的角度认真对待人口问题,导致抗战期间国军士兵身体素质、知识水平、文化观念方面都显著落后于日军。也没有建立起医疗保障体系,导致大批壮丁死在去部队的途中,造成无谓的牺牲。

第二个是当代的以色列。以色列虽然能够从备战的高度看待人口问题,只要有几分之一血统就算犹太人,满世界拉人回以色列,但始终没能保证自己有足够的人口出生率。而阿拉伯妇女则在这方面有高度的觉悟,把自己的子宫作为抗击以色列的武器。长此以往,以色列的前景实在不美妙,虽然它现在能炸炸哈马斯。

四、把人当作螺丝钉使用

备战经济学把人看作一种消耗性的资源。接下来就是,如何合理配置这种资源。

且慢。人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种消耗性的资源吗?用那个时代的话说,愿意把自己看作革命的一块砖或者一颗螺丝钉吗?

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如果你采取有效的措施,大多数人愿意;如果你采取相反的措施,大多数人将不愿意。

有效的措施包括:

宣传教育。如果能够说服一个人,做一颗螺丝钉是高尚的、正确的或者必须的,那么他就能自觉地去做一颗螺丝钉。于是从政治局到党小组,一整套宣传教育机构被建立起来了。人们在党的引导下学习、思考。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握手,“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雷锋这样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了,“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成为那个时代的高尚道德。绝大多数人,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信任和感激,自觉地成为革命的一颗螺丝钉。

经济控制。如果能够在经济上控制一个人,那么就能迫使他为你工作。于是共和国迅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绝对垄断的超级企业,变成了960万平方公里上的唯一雇主。所有的公民,只能向“公家”出卖劳动力。过去的自由职业者们被编入某个“单位”,连和尚道士都在经济上被国家管理起来。

强制改造。如果仍然有人不做或者不想做一颗螺丝钉,那么,就开动国家机器改造他。这种改造一方面是为了让他最终成为一颗螺丝钉,另一方面,是为了给螺丝钉们一个公平:决不能让拒绝成为螺丝钉的家伙得到任何便宜,必须让他们付出足够的经济代价,必须让他们承担足够的道德羞辱;让他们去农村,去牛棚,去干校。另一方面,必须保全他们的生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并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保健,因为当战争真的来临,他们仍然是“我方”的力量。

“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反对毛泽东的人如此评价。但这本身就是脱离了战争危险之后的评价。战争规律不考虑人性,历史法则冷酷无情。要阻止战争,必须把整个国家最快速地打造成足够强大的战争机器,而为了打造这样的战争机器,就必须让全体社会成员成为螺丝钉。只有在打造好战争机器,确保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安全之后,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人性”。温情脉脉的“人性”在赢得安全与和平后可以成为漂亮的点缀,但在赢得和平的艰苦过程中,必须被无情抛弃。

但是,对于20世纪中期的普通中国人来说,1840年以来的历史已经让他们懂得,成为强大战争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已经是一种幸福。这意味着,他们不必再象先辈那样颠沛流离;也意味着,他们的后代可以享受和平;还意味着,即便自己在战争中粉碎,其他螺丝钉将接替自己的使命,保证整个战争机器碾碎敌人。——这是他们的先辈梦寐以求的幸福。

于是,我们有了视死如归的战士,我们有了隐姓埋名的科学家,有了一私不苟的工人,有了辛勤劳作的农民,有了牺牲一个儿子再为部队送上一个的英雄母亲。

这才是人性。普通中国人的人性。

备战经济学要求把人,而不仅仅是劳动力作为稀缺资源使用。新中国采取宣传教育、经济控制、强制改造等措施为把人当作资源提供了可能性。接下来的就是,如何配置这一稀缺资源。

在50年代的中国,最稀缺的人,是大学生。为了合理配置这些宝贵的人,新中国对自己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大手术,这就是著名的“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这件事情,如今说好的不多,裸骂得不少,例如上纲上线到“大学的终结”云云。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这是一个合理分配稀缺资源的范例。

首先,稀缺资源向最有效率的部门集中。当然,这个效率不是和平经济的效率,而是备战经济效率。或者说,向工业化集中。“全国高等工科在校生人数由1949年的30,320人,增加到1957年的163,026人(约5倍多),工科学生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26%增加到1957年的37%, 工科院系、专业得到了很大加强,新建了一些旧中国大学所没有的重工业专业。”“之后,少数学校设置了原子能、自动化、计算机等新技术专业”[1]。工科教育的大发展,为日后的工业化提供了智力资源保障。

其次,被压缩掉的是可替代资源。“院系调整”中,大幅度压缩的是人文学科,这是如今被骂的原因。但是,相比于高等理工科人才必须通过高校培养,高等文法人才培养的可替代性要好得多。共产党、解放军本身就具有大规模培养文科人才的能力,事后看也完成了替代的任务。

第三,调整是“全国一盘棋”,兼顾了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无论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标着眼,或是从国防观点着眼,高等学校的设置分布都不宜于过分集中。学校的发展规模,一般不宜过大。高等工业学校应该逐步地和工业基地相结合。”[2]

第四,调整具有超前性。连大骂这次调整的[3]都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提前建立了到1956 年才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推行的计划体制。”四年,恰好是一届大学生。

作为备战经济人力资源配置一部分的“院系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思考范式。以往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重道德而轻技艺,知概念而不知原理,两千多年来在“君子”“小人”的圈圈里转不出来,遇到事情先抢占道德高地喊口号,却不考虑事情“是什么样”“该怎样干”。这种遗毒一直遗留到今天大部分文科生,尤其是茅于轼这样的。“院系调整”以后,学文科的不吃香了,“学好数理化”成为此后几十年中国父母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于是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彻底改变。例如,在西西河,不管左派右派,要说服人,就得“拿数据来”。

六、 人浮于事

备战经济的年代里,中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大量的厂矿企业被建立,两三亿人成为“工人阶级”。这一过程,伴随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也存在着种种争议和问题。其中争议较多的,是“人浮于事”。

所谓“人浮于事”,是指在企事业单位,员工数量多于所需要的。大家上班时间并不总是在干自己的本职工作,看报纸谈天下象棋打毛线,甚至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来。这种状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比较严重,严重到上至中央领导邓小平,下至基层工程师我岳父都觉得老这么着不是个事情。可以说,后来的改革开放,从分田到户到承包企业再到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和各种各样的“人浮于事”做斗争。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一个政策鼓励搞“人浮于事”。“人浮于事”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和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也是经过了二十多年各方博弈的,其中必有经济学上的原因。

首先,对于中央来说,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是合算的。国家和企业不同,企业可以解雇工人,而国家是不可以解雇国民的。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保障就业”也是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课题。事情就是这么多,能选择的无非是,让90%的人全力工作10%的人失业,还是大家都只用90%的时间工作。考虑到10%的失业人员可能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要付出的成本,后者可能是更合算的。例如这一阵子,中央老是号召国有私有企业不要解雇员工,要求国有企业多招收大学毕业生,就表明对于中央来说,让这些企业“人浮于事”比较合算。而在备战经济中,“人浮于事”更加合算。

备战经济的不确定性要远大于和平经济。中央常常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下一步干什么。这时候当然就希望下级能够迅速执行。比如说,希望鞍钢抽调三个技术好手去建设攀钢。由于鞍钢是人浮于事的,四个人的活八个人干,那抽三个好手去就是了。如果鞍钢就四个人,抽走三个人自己的生产就要受影响,鞍钢肯定不愿意,要扯一阵子皮耽误时间好训练三个人顶上,而扯皮耽误时间对于中央当然是不合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浮于事”的一个重要优点:训练熟手。如果考虑到可能的战争中熟手也是消耗品,一发炮弹下来三个熟手可能就没了,那这个优点就太重要了。

其次,对于企业,“人浮于事”也是合算的。由于企业面对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上级可能下令调人,政治斗争可能要打倒人,干各种非生产事务也需要人,企业当然希望能干事情的熟手多一些,于是企业就会向上级要编制。明明五个人人能干,跟上级报要七个人的编制,反正编制内人员工资上级发,人来了归我企业用。就是暂时空着编制,下次拿来解决个家属工作问题也是好的嘛。

再次,对于个人,“人浮于事”也是合算的。八小时上班六小时干活两个小时打毛线工资一分钱不少,作为“经济人”,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国家、企业、个人都合算,或者说,都具有“经济性”,是备战经济下“人浮于事”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到了70年代,备战经济逐渐结束,这种“经济性”也就逐渐不存在了。

首先是中央。中央需要企业“人浮于事”是为了应对备战和战争的不确定性。当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以后,给你七个人的钱让你干五个人的活就成为一种严重不经济,或者说傻的行为。所以邓小平复出了就要整顿“软、懒、散”。对于企业来说,没有了不确定性,人多就成为麻烦,干多干少干群矛盾这些问题也很头痛。而在基层,我岳父这样的也不高兴“人浮于事”,因为他干得多别人干得少拿钱一样多他不平衡。大家都不满意,改革改革,于是不再“人浮于事”,大家忙得团团转。

要我说,“人浮于事”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可不就是说你想多干点就多干点,想少干点就少干点,想不开不干也成,那还不是“人浮于事”到家了。所以,我岳父不平衡,是他小农思想作祟,一点亏吃不得。当然,这话我是不跟他当面说的。

回来了,给大家拜个晚年,并按期复工。最后提醒一下,上班时间在办公室上网的,可不兴回帖反对“人浮于事”啊。

七、运动了!

“运动”,或者叫“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是新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从“镇反”、“三反五反”,一直到“文革”,基本和备战经济相始终。这一篇分析这一现象,并为其做辩护。

首先声明,“辩护”并不意味着辩护人想干这件事情,正如同杀人犯的辩护律师并不想被害人死掉。我为“运动”辩护,乃至为整个备战经济辩护,并不意味着我想现在来搞搞运动,无非是说,“运动”这件事情,有些你没注意到的苦衷和效能。

先说苦衷。新中国的“运动”发生在战争的强大外部压力下。而如果对一群人施加强大的外部压力,那他们内部的矛盾就会激化,因为外部压力使得他们无法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来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于是砍下对方的脑袋也许就成了最有效率的方式。所以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强大压力下的激烈内斗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当二战德军败局已定的时候,发生了最接近成功的刺杀希特勒事件;而911以后美国在遭到恐怖袭击压力的时候,也明显收紧了言论自由的尺度。从统计的角度看,新中国承受的战争压力以1964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69珍宝岛冲突之间为最大,这中间恰好是“文革”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往后战争压力减小,“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运动也就有气无力了。

“运动”中常常要整人。一个人本来工作干得好好的,“运动”来了,就突然给他安上一个帽子,“右派”、“现行反革命”啥啥的,不许正常工作了,下农村,进监狱,最坏的情况是给冤杀了或者折腾死了。那当然他所从事的工作也就不能顺利进行了。所以,“运动”中的“整人”大大损害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考虑到强大的外部战争压力,这种“整人”也是不得已。因为战争压力客观存在,社会必须启动一种机制去反敌特反动摇,得把存在的疑似的敌特分子动摇分子给识别出来。但是说实话,人类到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准确识别疑似敌特分子动摇分子,只能搞“宁可错抓,不能放过”,于是本来不是的也给当疑似了。这不是新中国独有的,1949-1979台湾那边也抓了杀了不少疑似共产党嘛。新中国独有的,大概是按比例抓右派,5%的指标层层下达当任务完成。现在看来当然很荒谬,不过,现在也有按比例评先进和末位淘汰么,所以也没什么。

其次说效能。“运动”客观上是人力资源系统的一种临战演习。它成功模拟了战争状态下各单位的混乱状况。新中国一度同时和两个超级大国打仗,所面对的战争是全面核战争。新中国又刚刚开始搞工业化,自己这套新的工业体系,以及作为工业体系核心的 人力资源体系在全面核战争下面能否抗得住,毛泽东他们也没底。而“运动”导致的混乱,就客观上成为一种演习。老有人给我举例子,哪里哪里运动得都停工了,群众斗来斗去工作瘫痪。这在和平发展的角度看当然很可惜很不正常,但是从备战演习的角度看呢?

备战演习要尽可能逼近战争的实际情况,暴露战争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以便检验系统战争状态下的能力,并作出相应的安排。这个大家想必都不反对吧。因此,在演习中暴露问题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暴露得越充分越好。而要暴露问题,就要逼近真实战争的状况。战争中,各种工业设施、科研院所都有可能遭到打击而瘫痪,于是演习必须检验整个系统,在局部瘫痪的情况下还能不能正常工作。而某些单位群众斗群众恰好就造成瘫痪,就为检验系统的可靠性提供了可能。跟一般的演习不一样的是,一般的演习中,瘫痪不瘫痪、哪里瘫痪、瘫痪到什么程度是导演部规定的,好比自己出题目自己模拟考试,很可能因为思路盲点把一些问题给忽略了。而群众斗群众造成的瘫痪,总导演毛泽东都不知道哪里会发生以及发生到什么程度,这就好比随机抽题目来模考,逼真程度就好多了。

“运动”的演习效果不仅在宏观上,也在微观上存在。家庭之内、亲朋好友之间“划清界限”、“互相揭发”,“查海外关系”,这是后来大家最诟病的。这些行为,在和平时期看来确实有问题,但是在战争中,却是不得不做的。战争中,会有人牺牲,会有人投敌,会有人被误会甚至误伤,会有人奉命打入敌方。每一个人都面临“怎么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感情”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当时全面战争的能力,就取决于每个国民把国家利益看得多高,因为中国的预案是通过长期的人民战争来打败敌人,这就需要每个人都自觉地成为战争机器的螺丝钉,把个人感情抛到一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通过演习,逼真的演习来让每一个人拷问自己的灵魂,“要是我家谁谁谁当了反革命我怎么办”,“我相不相信他是反革命”。这种拷问当然极端痛苦,但却又是人民战争所必须的。

从事后的结果看,“运动”充分完成了临战演习的任务,成功检验了人事系统和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可靠性。最极端的例子是,“东方红”人造卫星的总工程师,一个个被打倒、调离,但是整个团队前赴后继,成功把卫星送上了天。当时看记录片,当看到前总师在牛棚里听收音机才得知卫星成功发射的消息,第一个感觉是真胡搞,但转念一想,这么胡搞也能搞成,这系统真不是一般地强悍。

正式有了如此强悍的系统,老毛才有资本豪言“早打、大打、打核大战”,才有了底气主动挑起珍宝岛冲突。而在打造这个强悍系统的过程中,“运动”客观上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但是,正如大规模军事演习有伤亡名额一样,“运动”也会有误伤和牺牲。所以1979年以后,就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行动,因为备战已经完成,“疑似”也就可以放出来了。死掉的,就要追认烈士,跟军事演习的烈士一样。前两年我刚开始看到张志新死刑内幕的时候,觉得这人整个一神经病怎么能当烈士,现在想想,要是没有“文革”这大演习,她也不会成神经病嘛。

八、备战经济定价准则

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而交换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于是,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都从一个例子开始:一袋米换两只羊。所不同的是,大家对一袋米为什么换两只羊而不是三只羊的解释不同。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由双方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政治经济学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生产一袋米或两只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致相等。

一袋米换两只羊。那么,几袋米可以换一枝三八大盖?

一枝三八大盖。附带五发子弹。完好。1943年的中国。几袋米可以换?

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地点不同而不同,更因为对象不同而不同。在国军或伪军的单个逃兵那里,也许是两袋米(国军排长黄仁宇就因为担心士兵把枪偷走卖掉而夜不能寐);在国军的某军需官那里,也许是三袋米,但要换成现大洋,还必须批发,一次200枝,(某抗日名将,好像是董其武,就得这么换下本来该无偿发给自己的200支枪以换取领到另外800支);而对于八路军,你有多少米也换不来一枝三八大盖,因为那是他们的武器。

上面这个例子表明,战争中的交换,与和平时期的交换,存在本质的不同。或者,用科大胡不归的话说,战争是“经济学用不上的情况”。战争中,人们衡量物品,更多地是考虑其使用价值,而非价格或价值。

现在回到备战经济。备战经济自然具有经济的共性,交换也仍然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但是作为准备全面战争的经济形态,备战经济又必须高度重视物品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

备战经济定价准则:商品的价格必须反映其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

备战经济定价准则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社会中可以自由流动的那部分资源向备战作用大的部门富集。备战经济时期虽然是计划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国家计划完成,但是也还是有些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源的。例如,同样是拿国家工资,可以流向国营大厂搞重工、军工,也可以流向百货商场当售货员。由于国营大厂生产的产品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大,反映为国家对军品的定价高,国营大厂效益好,于是大家抢着去国营大厂,国营大厂就可以招到更优秀的工人。通过这种资源富集,中国进一步为工业化凝聚了物力和人力,并在长达30年的时期里,使得工业化成为全民的的理想和道路。

备战经济定价准则同时直接导致了后来被抨击为“剪刀差”、“价格扭曲”的种种现象,并且已经被当作定论写在各种主流媒体上。但问题在于,拿市场经济当标准,备战经济当然是扭曲,不能反映供求关系;但站在备战经济的标准,市场经济不也是扭曲,不能反映战争中的使用价值么。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扭曲不扭曲,而是能不能完成备战的历史任务。而二战欧洲战场和1949-1979年间的海峡两边,已经雄辩地指出,市场经济在备战上是十分低效的,无法完成备战的历史任务。

举个极端的例子,当前一幅名画的售价可以相当于国际军火市场的一台主战坦克。但是,主战坦克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大的正值,而名画则需要安排人手去转移,需要安排武装人员押运,一旦处于险境可能还要出动特战分队,因此是个累赘,使用价值是一个不小的负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格它们相等,于是坦克研发部门和书画创作、鉴定部门得到同样的重视分到同样的资源,能这么搞备战么?

因此,大规模的“破四旧”,捣毁传世文物,经济上可以看作强行给文物定价,使它们的价格回复到战争中的使用价值附近。不谈它思想解放的伟大意义,仅从备战经济的角度,也是利远大于敝的。

事实上,“破四旧”固然损害了大量地上文物,但同时也保护了大量的地下文物。既然文物是“四旧”,没有价值,那也就没什么人去盗墓,于是备战经济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盗墓现象。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文物的价格从战场使用价值转向市场交换价格,大量古墓被盗,损失远远大于“破四旧”。这些地下文物和他们的主人,一定不愿意当今这样怀壁其罪吧。

凡是批判“破四旧”而不抨击改革开放对地下文物破坏的,不要回这个帖子。先检查自己屁股的位置去。

九、以粮为纲,全面安排

首先感谢润树和他的

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以及所有在那个帖子里讨论的朋友们。首先这些讨论使我很有收获,其次,那里提供了我不能提供的数据。

那边的讨论还在继续。我这里说句和稀泥的话,大家再怎么讨论,讨论的是“那个更好”,而不是“哪个不好”,对吧。也就是说,无论改革开放前后,新中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横向比搞得都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出色的,只有纵向比,才有谁第一谁第二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第二也很好嘛。

但是,也肯定会有人不同意我这么和稀泥的。第一个反对意见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很多人,搞得不好。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篇里谈。第二个反对意见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吃得并不好,部分人甚至感觉吃不饱。

这种吃不好甚至吃不饱,从数字上不一定看得出来。改革开放初期,粮食仍然是定量供应的,当时南京城市居民一个月28斤粮肯定是可以买到的,无非是好吃的大米还是不好吃的中熟米。大家不妨对比一下,自己现在一个月能吃28斤米不能。我反正吃不了。吃不了的原因是,现在吃的肉、蛋、奶、蔬菜多了,油水多了。

因此,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前三十年农业生产的问题不是粮食生产的不够,而是肉、蛋、奶等复食品生产不够,蔬菜生产不够。那为什么生产不够呢,当然有技术上的原因,例如没有大棚技术北方冬天就没法种蔬菜,但是政策上的原因也很重要。

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业,执行的是“以粮为纲”的政策,强调粮食生产,相对压制副食品的生产。当时各地区都在力争粮食自给,连青海都要搞粮食自给。

第六章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年)

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一部分本来适合种其他作物的土地也种上了粮食,各地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于是粮食以外的农产品生产不足,大家油水不够,吃不好甚至吃不饱。而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一步步走向市场,各地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再加上农业技术的进步,肉、蛋、奶、蔬菜生产得多了,大家吃得也就更好了。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业,确实是“没效率”的。因为它没有充分实现各地区生产的专业化以提高整个中国的生产率。因此,改革开放后的御用学者们,就大事抨击,把“以粮为纲”抹成一团黑。

但是,这种抹黑是不成立的,因为它蓄意忽略了备战这个因素。而透过“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些口号,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是受到备战的强烈影响的。

备战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备战要求按照备战经济定价准则来为粮食定价。无论是按照劳动价值论还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粮食在和平时期都卖不过蔬菜和副食品的。但是,在战争中,粮食因为便于运输、储存,使用价值远远大于蔬菜和肉蛋奶。按照备战经济定价准则,就需要把粮食相对蔬菜、肉蛋奶的价格定高些。但是,对于蔬菜、肉蛋奶这些东西,如果不是统一收购,国家又没办法给它定价,一个农民进城卖点菜,你还能规定他必须卖多少钱?根据数学的回忆,哪怕在“文革”的极左年代,自由市场和讨价还价也还是存在的。于是中央政府就采取变通的办法,以粮为纲,这其实是对各级地方官员提高了粮食在考核和晋升中的比重,从而在组织生产这一层面实现了按照备战经济定价准则来定价。对地方官员来说,要升迁就得把粮食产量保证了,而蔬菜种多少上级不管,那当然多种粮食了。于是就出现了后来的市民“菜篮子”问题。

二, 战争危险大大提高了粮食储备的数量。粮食生产,最理想的模式是,当年生产的当年消耗掉,因为粮食放久了品质就下降不好吃,太久了就成了陈化粮不能吃,而且储存过程中还会有损耗。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总得储备些粮食,不然万一来个灾荒就会大范围饿死人。现在粮食储备的官方数字是28%左右,这是去年粮价上涨时期公布的。但是在备战时期,粮食储备要高得多,具体数字是国家绝密,据未经证实消息是50%,也就是够全国人民吃半年。

三, 战争中,各地粮食自给是经济的。战争中,产粮区可能被占领,产粮区和非产粮区的交通也可能中断。各地粮食自给,比通过地区间交换要可靠得多,毕竟粮食是不可替代的。

由于上述原因,备战时期“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非常有效率的。它不仅支撑了中国历史上最高速的人口增长,还顶住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的战争威胁。而在备战时期结束以后,“以粮为纲”的政策迅速得到调整。1979年夏粮上市,国家掌握的6种粮食(小麦、稻谷、谷子、玉米、高粱、大豆)加权平均统购价格,即提高收购价;而同时,从这一年起国家减少25亿公斤的粮食征购数量。

酒价值的微观观察

粮食逐渐从战略物资成为和平时期的商品。

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吃得好了,原因无非两个:一,人口增展速度下来了;二,备战结束了。

最后,当年“以粮为纲”的后面,还常常跟着另一句,“全面安排”。但是出于抹黑的目的,现在后一句常常被吃掉。就象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总会跟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后一句话也总是被右右或者毛左吃掉。

十、迈向数目字管理

谈论新中国经济史,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大量人员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去,其人数,反毛人士说有三四千万,挺毛的说没那么多,但死了很多人是一定的。在网络上,谈论“三年自然灾害”及其相关话题,几乎必然会导致吵架。双方的阵营是如此分明,几乎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可供回旋。任何“三年自然灾害”的辩护帖或者疑似辩护帖都会受到反毛人士的攻击,反过来也一样,于是最后总是搞出轩然大波,充分反映中国人喜欢内斗的一面。

“三年自然灾害”这件事,是美帝率领其走狗(包括蒋介石集团),伙同苏修,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跟“南京大屠杀”是日寇的滔天罪行一个性质。从道理上看,把一个农业国封锁起来,摆出随时攻打的架势,必然会造成该国的经济困难。而农业国的经济困难,就表现为饿死人。从实践上看,前几年的伊拉克,如今的朝鲜,都饿死了不少人,因此可见美国封锁围困一般就是要饿死人的。这纯粹是废话,美国人也不傻,封锁围困肯定不是为了对方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么。因此,毛泽东共产党在这事情上的责任,最多就跟蒋介石没守住南京一样,属于“暂时抵抗不力”,而美帝及其走狗是滔天罪行。事实上老毛抗封锁比蒋介石打抗战强多了,后来就再也没大规模饿死人,还搞成了两弹一星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这比蒋介石1944年还被日军打到独山可强多了。

当然,我们不能局限于控诉美帝的滔天罪行。因为在控诉这个层面之下,还有技术分析这个层面。只有通过技术分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光控诉就成了祥林嫂了。

黄仁宇提出过一个概念,“数目字管理”。他的观点是,古代中国是一个“不能数目字管理”的社会,王朝没有办法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进行可靠的统计,也就不能制订正确的经济政策。于是上上下下一笔糊涂帐,凡事都是对付,能过一天是一天。因为不能够掌握下级的情况,王朝遂成为一个道德宣讲机构,通过提倡道德或对反道德行为杀一儆百,来让下面的人少给自己惹事。而下面的各级官僚只要不惊动王朝中枢,就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也得放任自己的下级为所欲为。

我认为黄仁宇的上述见解,在粮食生产方面尤其正确。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是名义上的王朝轻税加上所谓的“乡绅自治”。农业生产的效率很低,一亩地生产300斤就是好收成了,王朝一般搞“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但是地主收租子收得很重,搞不好要交一半收成。农民按照家庭组织生产并储存粮食,搞得不好就“青黄不接”了。如果遇上灾害,王朝也没有组织人民抗灾的实际能力,只能让地方官“开仓”,其实仓里粮食也就够办几天粥厂。人民就去逃荒,大多数人没走到粥厂就饿死了。所以,一直到建国以前,中国各地发生自然灾害,上百万成千万地饿死人是常常发生的。

而现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做到了“数目字管理”的。国家通过粮食垄断经营,掌握了农民的几乎全部余粮并供应给城市。现代中国非农业人口比例之高,唐太宗乾隆爷这些古代帝王是不敢想象的。而遇到灾年,党和政府就组织人民抗灾,通过现代交通运输网络调配物资。因此,现代中国即使受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不会发生大规模饿死人。

从“不能数目字管理”到实现“数目字管理”,这是需要一个转变过程的。而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脆弱的。具体表现就是,一部分上层学会了“数目字管理”,而下层和一部分上层还没学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征购”。这时候上层学会了“数目字管理”,按照下面报的产量进行征购。而下面没学会“数目字管理”,不是按照实际产量报,而是按照自己的决心报,或者干脆就是比赛式地高报。当时各地都在放高产卫星,把N亩地的稻子种一亩地里去,让孩子站稻子上,享受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的快乐。快乐完了就是国家多购粮食,结果农民余粮就没有了,赶上大旱灾,最后饿死人。

因此,饿死人的原因,更多地不是哪个人或者哪个具体政策的结果,而是在迈向“数目字管理”的过程中,上上下下对于“数目字管理”的不熟悉不掌握而付出的学费。这种不熟悉不掌握不仅在基层和中层,在高层也普遍存在。例如,陈云对“数目字管理”是掌握得比较好的,《陈云文选》里就有几篇讨论钢铁生产管理的,基本可以算预见到问题;毛泽东差一点,等问题发生了挺严重了,写了封给上上下下的信;刘少奇根本不及格,所以《刘少奇选集》里有三年空白。邓小平后来说得好,“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但是邓简单地把问题看作“头脑发热”,格局就太小了。

饿死人的问题,本质是“大跃进”这一强行工业化过程的诸多副作用之一。而强行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强行进入“数目字管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战线基础最差,后果也最严重。事实上,直到如今,中国也仍然是在不断学习“数目字管理”的过程中。前几年“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不还是很严重么。

但是,“数目字管理”实在是一种很强大的工具。掌握它,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调配经济力量,你可以想象这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毛泽东发《党内通信》,谈的就是如何做到“数目字管理”的问题,甚至具体到了“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的程度。而后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最终倒向刘少奇周恩来打倒了彭德怀,也是为了保护搞“数目字管理”的同志们。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也积累了搞“数目字管理”的经验教训,是日后建设国家不可获缺的力量。

中国的上上下下在付出惨重代价以后,开始逐渐学会“数目字管理”,国家的各项事业逐渐走向平稳发展,以后也就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饿死人。但中国人也有钻空子的传统,所以小岗村“二十三年未交国家一粒粮且年年吃供应”也没饿死人。但这种钻空子导致了小岗村自身“数目字管理”能力的低下,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还是很糟糕。而大寨、华西村、南街村这些,充分掌握了“数目字管理”,所以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比小岗村强多了。

最后,再次指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大跃进”的一部份,而“大跃进”是在美帝及其走狗封锁并图谋进攻中国,中苏出现裂痕的情况下,面对日益严重的战争危险,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工业化发起的战略决战。如果没有美帝及其走狗的封锁,没有苏修的推波助澜,“大跃进”就不必搞得那么急,代价当然也就不会那么惨烈。所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人,其实是中华民族夺取工业化胜利过程中牺牲的烈士,他们的死,是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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