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要完成香港的二次回归

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0年了。基于逢五逢十之年举行大庆的传统,加之要为新特首林郑月娥及其管治团队监誓,习近平视察了香港。期间他本着“表示祝福”、“体现支持”和“谋划未来”等三大目的,既和泛民议员同场出席回归20年庆祝晚宴,又围绕中央对港问题进行了最权威表述,在不忘为港人和香港未来鼓劲的同时,为林郑月娥及其管治团队也提出了明确要求,有人甚至还将此次视察讲话视为习近平的治港政策宣示。


习近平访港期间和盘托出了他的治港政策(图源:Reuters)

这是习近平时隔9年之后再次访港,也是他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特别是成为中共领导核心后首度访港。在他访港之前的这些年,陆港争拗不断,无论是《基本法》第23条立法争议、国教科风波、反内地水客,还是政改争议、占中、旺角骚乱和立法会宣誓风波,抑或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最新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都在说明香港人心不稳,离心化趋势愈来愈强,激进本土和港独思潮更是在近年来日益肆虐。对这些问题,习近平在视察讲话中都没有回避。

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说明香港虽然已经完成主权回归20周年,但人心回归仍然任重而道远。20年前,米字旗的落下和五星红旗的升起,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开始,标志着英国殖民主义在中国彻底结束,中国人洗刷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耻辱,同时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模式“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让香港回归后得以“马照跑,舞照跳”,20年来陆港间虽然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事情,围绕“一国”和“两制”的理解更是经常爆发争论,甚至还出现对抗性事件,不过总体而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一制度创新得到了有效落实,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也因此常年领先世界。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回归后的一段时间内,治港工作为了安定而走向无为,导致“一国”向“两制”无原则让步,没有及时进行一个必要的“去殖民地化”转型正义过程。这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在“硬”的立法层面,迫于社会反弹压力而未能及时推进23条立法,导致国家安全治理在香港出现法律真空,在香港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未能纳入反分裂的内容;二是在“软”的教育层面,推进认知“一国”努力不够,手段笨拙,不仅成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这一切放在回归初期,老一辈港人大多有着大中华情怀和国族感情的背景下,还不至于出现严峻危机。但近年来随着自小与内地关系不大甚至对内地充满负面认知的年轻世代成为社会主流群体,其国族认同和感情本来就相对稀薄,再加上受到全球反建制浪潮和个人主义影响,缺乏“一国”的“两制”就成了分离主义的庇护所。


近年来港独思潮肆虐,已成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严峻挑战(图源:Getty)

最重要的第三个层面是不仅没能在制度上及时纠正殖民地时代的官商共治模式,反而在治港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强化了这种模式,让香港官商阶层垄断了绝大部分中央惠港红利和经济发展成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令“港人治港”沦为“官商治港”。其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连带着陆港关系和中央政府都成为替罪羊和出气筒。前不久港府统计处发布的基尼系数显示,2016年香港数值达0.539,创下45年来新高。

这种结果既让绝大多数港人特别是年轻世代背负沉重生存压力,又让相当数量的港人觉得是因为中央与香港既得利益集团的互相勾连,才使他们如此艰辛,以至于将出气口指向中央。可以说这一制度遗留巩固激化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成了分离主义滋生的空气和土壤。

上述三个层面的失误,再加上内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严重缺陷,特别是一些官僚部门缺乏政治意识,将宁左勿右的思维滥用到香港,使得香港社会产生了一股很强烈的负面情绪。这股情绪不仅表现为反建制,更表现为反中共;不仅表现为对“两制”的狭隘认识,更表现为对“一国”的心理抗拒;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离心力,更表现为对殖民地时代的病态性迷思。在年轻世代和一些政治团队中,这种情绪尤为强烈,使得香港在回归20年后依然面临人心回归难题。

问题导向的思维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症下药。既然造成香港人心回归问题的原因已经清楚,那么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从导致问题的原因入手。《论语.季氏》有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回应港人对内地的负面认知层面,中央政府必须以更行之有效地改革去专制化和去腐败,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法治水准。包括在近日再度传得沸沸扬扬的刘晓波案处理上,必须吸取以前错误处理的深刻教训,尊重当今世界人们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才能展现出身为祖国的制度及人文价值吸引力。

不仅如此,还要有策略有技巧地进行“去殖民地化”的转型正义,包括灵活、有策略地而不是教条地推进港人对于“一国”的认识,特别是增加年轻世代对于内地国情和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督促和支持林郑及其管治团队化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对于治港团队而言,更是要他们强化政治意识和法治意识,要求他们必须将“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地落到实处。


中共应吸取错误处理刘晓波案的教训(图源:香港01)

和主权回归相比,人心回归需要更有耐心,更懂策略,需要的不是力量和斗争思维,而是更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念,和在“一国”前提下的包容、团结精神。我们或者可以从邓小平主导主权回归的过程得到一些启示。当年香港之所以能顺利回归,且回归后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大体平稳运行,邓小平主要做到了三点:一是在主权象征及重大政治问题上对基本原则的坚持,比如在驻军及回归方式等问题上绝不讨价还价;二是在政策层面的高度灵活,譬如根据香港历史和社会选择提出适用“一国两制”;其三是“不左”,这个邓小平曾坦言:“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主权回归如此,那么在推进香港人心回归的世纪性工程面前,应该汲取哪些营养?又应该与时俱进地赋予其哪些更具现代政治意义的治理精神?比之于邓小平在原则上的坚持,今天要坚持的原则就是“一国两制”,在这一问题上也不具有任何讨价还价空间,任何对这一制度的片面提取,不管是为了“一国”而牺牲“两制”,还是为了“两制”而不顾“一国”,都是对这一制度的扭曲;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绝不能允许。比之于邓小平在政策上的高度灵活,今天的灵活应该体现在区别对待泛民和港独,要认识到泛民本来就是香港不同意见的管治力量之一,需要的是团结包容,而港独则是要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需要的是坚守底线。比之于邓小平的“不左”,今天更应该在治理体系设置和治理能力上,全面提升香港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并且在治港过程中坚持依循法治精神。

推进香港人心回归的工程就像是香港的二次回归,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能像邓小平在主权回归的过程中一样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香港的历史和实际出发,将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全面准确落到实处,就像习近平这次在视察讲话中所做的宣示一样,这个工程也是“行得通,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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