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良:我从没想过会推翻六百年的世界史

从一幅地图中追寻600年前的历史真相。

挑战世界史的三大经典学说: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洲;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利玛窦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带来中国。

居美香港学者、前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近10年来,通过各方面证据来论证明代人与美洲是有关系的,特别是从《坤舆万国全图》中,得到了有说服力的证据。

众所周知,一直以来,人们对《坤舆万国全图》的注释都是,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学者李之藻共同绘制的世界上第一张最详细的世界地图。

不过,李兆良否定了这一说法并提出,《坤舆万国全图》不是利玛窦绘制,母本也不是出自欧洲地图,而是根据中国地图摹抄的。这一论点直接影响的是世界史的三大经典学说。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称,“郑和航海、发现美洲这样的大问题,跨过一步就将石破天惊。对世界三大经典学说的改写,不仅仅是要改变一两个历史事件的记录,实际上改写的是数百年世界历史的叙述格局,改变以西方为中心主导的历史话语体系。”

要推翻《坤舆万国全图》作者利玛窦,挑战经典学说,必须有让人信服的证据,怎么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出不合理的细节,如何去找,都找到了什么,为此本报记者专访李兆良,请他介绍研究的背景、过程、经验和感想。

利玛窦1601年到北京,1602年秋天就完成了地图,仅用了一年多业余时间,

利玛窦与李之藻绝对不可能完成《坤舆万国全图》的测绘

《中国科学报》:您退休前从事的是科学研究,怎么开始郑和及《坤舆万国全图》研究的?

李兆良:这个过程说起来有点复杂,是在研究中一点点推进的。

2006年,我获得一枚在美国东部出土的黄铜制造的宣德金牌,它出现在美国Appalachian山脉,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引起了好奇心。这也是首先引起我注意的证据。

从那时起,我日以继夜,每天工作14小时,到实地考查,力图重现这段历史,对大量实物、文化遗存、中外古籍、地图等进行研究,以期在郑和及其船队的研究中,考证明代人和美洲的关系。

开始希望用文化特征、文物证据来证明的,但是无法断定遗下的年代,因文物被认为可能是后来华人带去的,很难说的清楚。

同时我也关注到古地图,开始是《天下诸番识贡图》(又称《天下全舆总图》,1418地图)引起的,但我马上察觉该地图是错误的。特别说一下,现在还有许多人将《坤舆万国全图》与1418地图混为一谈,张冠李戴。

2008年,在网络上搜到的《坤舆万国全图》高精地图,成为我研究的焦点。意想不到的是在《坤舆万国全图》和其他地图上找到无可辩驳的确实断代证据。

大概花了两年,2010年7月,在马六甲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郑和会议上,我首次发表了质疑《坤舆万国全图》作者的论文。

《中国科学报》:您为何对《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产生疑问?

李兆良:最早引起我怀疑的是,《坤舆万国全图》比当时欧洲最准确的《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1570年)和墨托卡的地图更正确、更详细。

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时鉴、龚缨晏两位学者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书中索引里有的地名标为“原图未有”,原图指的是一直被认为《坤舆万国全图》母本的《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我将这些地名抄下来,列表,居然有约50%不在原图里,不止是亚洲地名,美洲地名也有一半没出现在其中。

常识告诉我们,摹抄的地图一定不会比原本更正确,只会越摹越走样。

另一个就是从科学上来判断。测与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步骤,到远地测量需要的时间和工作量比绘制多很多,绘制比较准确的地图必须实地测绘,而摹抄、翻译地图则更简单。

利玛窦1601年到北京,1602年秋天就完成了地图,仅用了一年多时间,还是业余的,所以利玛窦与李之藻绝对不可能完成《坤舆万国全图》的测绘,何况是已经刻板印刷的地图。

《中国科学报》:除了地名更多,《坤舆万国全图》与西方地图相比,还有哪些方面更为准确、更详细?

李兆良:事实上,西方地图的错误率很高,与中国古地图无法相比。

比如说英国Hereford教堂收藏了第一份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有想象的神话人物,简略可笑,类似山海经,时间是14世纪初,而中国宋代的《禹迹图》比它早200年,其地理已经与今天可比拟,甚至马王堆的地图也比它准确。

欧洲绘的地图存在大量的命名错误、地理错误等,例如,西方命名整个大西洋为北海,太平洋为南海,以至北海出现在南美洲南端,南海在赤道以北的阿拉斯加。

这种错误沿袭到18世纪。继利玛窦来华的艾儒略把欧洲西部的海洋称为大西洋,把美洲东边的海洋称为大东洋,两者其实是同一个海洋。这些非常严重的错误,表明早期西方对东、西、南、北的概念都不清楚,此类错误在西方地图上屡屡可见。

而《坤舆万国全图》相对是正确的。说明《坤舆万国全图》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东、西、南、北命名海洋,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制图方法,不是利玛窦为了讨好中国人。

摹抄、翻译地图只会越抄越错,自然正确的地图不可能抄自错误地图而自动更正。所以,《坤舆万国全图》应该是正本,其他欧洲绘地图的信息是间接来自中国。西方的东、西、南、北命名来自中国的地图,但是中国的方位与欧洲不同,引致西方命名的错误。

我又进一步查究,在欧洲的航海史中有记载,《坤舆万国全图》上的美洲地名是利玛窦死后200年欧洲人才到达的。西方称《坤舆万国全图》为“不可能的郁金香”,就是说,按照他们的航海史,无法绘制这地图。

至此,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大胆推测,这些地理只能是中国人发现、命名的。后来,文物证据、文化关连的证据陆续增加,配合地图的研究,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有充分信心,明代人航行到西半球的判断是对的。

《中国科学报》:《坤舆万国全图》上的中国地名情况如何,是否符合利玛窦与李之藻所处年代?

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上中国的地名基本是永乐时代的地名,不是他们所处的万历时代。

如中国北部的地名是永乐北征时期(1409-1424)的地名 ,包括永乐帝朱棣病逝的榆木川。在朱棣死后,没有什么人记得榆木川这荒野的地名,李之藻没有道理把它放在世界地图上。中国西南的地名也是洪武至永乐之间新设置的地方政府,以安抚西南边陲。

还有黄河的问题。最近我发表的《黄河改道与地图断代》一文中提到,《坤舆万国全图》的黄河有南北两支,分入渤海、黄海。这是1580年潘季驯治理黄河前的景象。1580年治河后,黄河被导入淮河,只有一支。利玛窦从南京到北京,三次经过黄河,却不提这重要的地理特征,李之藻生于1571年,他入京当官时已经没有北支的黄河,为什么他不更正?如果李之藻对中国的地理都没有参与更新,还谈测绘世界地理吗?

这里我再稍多作一些解释。有人认为北支是运河,但是运河与黄河的宽度是1:10到1:100,而且运河用的水部分来自黄河。从大禹治水到南宋的几千年内,黄河流域一直在华北平原的“老家”盘桓。明代治河就是要把北边的黄河引导到南边。运河的水,部分也是来自黄河,因此经常黄河水大就北冲张秋,夺汶水,夹大清河(海河系统)入渤海,与《坤舆万国全图》的描绘是一致的,《明史》河渠志有多项记载,弘治治水也是因黄河夺汶水入渤引起的。明代治河后,顺治、康熙、乾隆年间,黄河夺大清河入渤海还是连连发生,认为黄河北支不存在与事实不符。

显而易见,《坤舆万国全图》不是利玛窦和李之藻绘制的。这世界上第一张最详细的世界地图是中国人绘制的。

中国历代的航海史中,只有郑和时代有这样的动机、能力和时机完成这项大业

《中国科学报》:您说郑和时代的船队不是止于东非、明代人航行到西半球,从《坤舆万国全图》本身来看有什么证据?

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有罗经正峰,标注在南非南端,是表示中国人已经越过非洲南端的重要证据,不是以前认为的停留在东非海岸。

罗经是罗盘,指南针的另一称呼,“经”应该念“更”。15世纪,这里恰恰是磁北与真北重合的地方,所以明代中国人命名为罗经正峰,校准罗盘的磁北与真北。葡萄牙语从中文翻译为“针”只有部分意义,所以是中国人首先知道这地理。

绕过非洲南端,海流就自然把船带到西非洲。西非洲存在很多中国的文化迹象,但是因为“郑和止于东非洲”一语就全部抹杀掉。

再说美洲(亚墨利加),这词是郑和以后欧洲人取的,首次出现在1507年的西方地图上,当然不会出现在郑和的文献上,所以洪保墓藏铭不会有,也不应该提美洲这名字。

中国人知道的西半球名字是加拿大,亚伯尔耕(Apalchen,即Appalachian的字源)。这些地名出现在万历癸巳年(1593年)南京吏部四司梁辀刻印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这不但没有引起注意,还被认为是中国吏部的人写错、刻错日期。利玛窦的确短暂到过南京,但他很快被赶出南京,拒绝进入北京,他没有影响力把这些西半球的地名加到中国地图上的,更无法加在当时刻印的地图。

有人认为是吏部写错日期。这个解释很牵强。吏部的官员每天都要写日期年份,如何会把天干地支的日期看错、写错呢?

再者,如果是利玛窦加进去的地名,为什么不加亚墨利加,而用加拿大,亚伯尔耕?《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大字“亚墨利加”倒是利玛窦加的,就是因为有这些地名迷糊了真正作者的身份。

《中国科学报》:那您认为是郑和的船队还是民间船队航行到西半球?

李兆良:当然不能排除有船队偶然漂流到美洲,但是准确测量经纬度需要有计划,有技术,多艘船只配合,同时在不同点测量,这是超乎民间生意人的目的和能力了,他们绝对无法测绘《坤舆万国全图》上西半球的地理。

以刑侦术语来说,中国历代的航海史中,只有郑和时代有这样的动机、能力和时机完成这项大业。

《中国科学报》:《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中国与世界》和《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两本书,收录了您的研究成果的主要论证,前者由台北联经2012年出版繁体字版,简体字版由今年2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者由2013年11月台北联经出版,现在还没有简体字版。这两本书有什么不同,是什么关系?

李兆良:简单地说,《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中国与世界》展现的是地图学上的考证。《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则为中国文化遗存和文物在美洲的证据,出版同年被一份亚洲杂志优选为该年度十大好书之一。两本书的证据互为印证。

这两本书打破了现有的一般观念,需要读者放弃以往成见,重新建立新思维。

特别说明一下,《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还把“一带一路”的概念延伸到南北美洲,因为中国的稻米不止到了东南亚,还到了美洲,至今美国还有一块很古老的、以中国丈量规划的稻田。欧洲人也一样,他们在接触中国之前是不吃稻米的,自然这稻田只能是中国人开垦的。中国最古的货币——贝币,是世界上第一种国际贸易的流通货币,使用范围遍达五大洲。

明代人在美洲留下的文化痕迹如今存在,但已濒危,我希望中美两国能早日共同参与考古,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世。

两个相隔万里的民族用同样的语音表达同样的事物,没有接触过是不可能的

《中国科学报》:从分析地名的来龙去脉得出,那些地方中国人曾经到过,能否举几个例子介绍下您是如何将它们挖掘出来的?

李兆良:这里举一两个例子。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有一条河,名Haw,华盛顿州有Hor,也是河的意思,发音与语义跟汉语一样。更有意思是Haw只是当地卡托巴族语 /sakyápha:/(Saak Kip Haw)的简称,欧洲人误译为“Hill Step River”。有意思的是,Saak Kip Haw和客家话“石级河”的发音是一致的,这条河流的河床是石头,成阶梯状,水从西往东流,与石级河道语义一致,这里是美国人玩皮筏漂流的好去处。宣德金牌是离这儿约200公里发现的。

语言是文化发展的高级产物,两个相隔万里的民族用同样的语音表达同样的事物,没有接触过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例子是北斗旗。在北半球,北斗星座永远不落于地平线下。我国周朝,甚至更早,北斗已经是中国帝王的象征,表示帝运永久的意思。西方在接触中国之前,没有北斗的概念,只有大熊星,比北斗多好几颗星。

天上繁星,肉眼能分辨者,数以万千计,星座观念是人为的,是文化传承。除了中国,世界上只有美洲原住民切诺基族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有北斗旗帜。切诺基的旗帜已经被改掉,阿拉斯加的州旗到今天还是北斗旗。

明代小说家罗懋登所著《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里的插图,郑和前面领路的士兵扛着的是北斗旗,万历年间在昆明金殿前面铸造了一面铜的北斗旗,证明明朝以北斗旗代表国家。从宋到清,在皇帝出巡的卤簿,都有一面北斗旗。

中国与两个美洲东西两个原住民民族,同用北斗旗代表自己的国家民族,绝对不是偶然的事。切诺基人称北斗旗为“熊”,是混合了欧洲人“大熊星座”的概念。切诺基人的“熊”,发音是yong,与江苏方言、客家语一样,而江浙、福建是郑和招募船员的主要来源地。北斗,熊,旗帜,这三种文化概念同时呈现,不可能是巧合的。

很可能遗下宣德金牌,持北斗旗帜,开垦稻田的人与命名“石级河”是同一群人。

我还从鸟入手的,像考证“厄蟇”这鸟名是很有趣的,也是很重要的线索。将明代中国人对亚、澳、美三洲的认识连在一块,考证颇为繁复,大家可以看看书。

《中国科学报》:考证地名是一个很琐碎,很漫长的过程,能举例谈谈您如何考证地名的?

李兆良:需要强调的是,我主要针利玛窦时代欧洲人还不知道的地理。

这里举一个例子。北美洲西部有雪山(Mount Ranier),美湾 (Ketchikan与Juneau之间的冰川峡湾),水潮峰(Anchorage能观察到的Denali山峰与Turnagain Arm水潮)。

水潮与峰二者在Anchorage是可以同时看到的,但Denali山太高,经常在云雾中,当地人也只能有30%的机率看到,水潮也是根据月亮的圆缺,不一定明显。我到阿拉斯加的Anchorage考察过水潮峰,去的不是最好的时机,需要其他目击者的照片和视频补充。

因此,明代中国人命名为水潮峰是实地观察的结果。这也说明,明代人在当地待过一段时间,观测到了这些现象,使得地名与地理特征完全吻合,且纬度准确,只是经度略有偏差,但是比西方地图的准确性要高四倍以上。这些量化数字是把各种地图的地名地标的经纬坐标换算成可比较的标准数,不是顺口开河的。

《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一些美洲地名,欧洲人却在利玛窦死后近200年才首次到达。其实,《坤舆万国全图》的欧洲地名很多是罗马时代的地名,比利玛窦早一千年。为什么利玛窦居然把这么古老的地名带来中国而不用他当时的地名?实际上,这是中国很早从欧洲得到的地名,不是利玛窦时期的。利玛窦连这些远远过时的地名在地图上也不觉察,遑论嘱咐李之藻翻译了。

《中国科学报》:听到您说考证地名的过程,可知道这涉及到许多学科和语言,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兆良:这和我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我生于香港,幼年时经过二次大战末期,从大陆逃难到港的人很多,所以,除了珠江三角洲的方言,能听得到多省方言。而我从小对方言很有兴趣,以模仿各种方言为乐。家里、学校讲粤语,父亲的店里则讲客家话。小学四年级开始我自学普通话(当时称为国语)。

我的祖辈与孙中山先生有直接关系,因此从小对中国文化、时事比较关心。中学上英文中学,也学一点法语,大学读生物,接触拉丁文,继续学法语。懂得英语、法语,再学习意、西、葡、荷等语言,困难比较小。复杂的环境与兴趣给我一定的语言基础。

对中国文化的爱好——武术、民族音乐、书法、中药——想不到后来都发挥了作用,成为破译《坤舆万国全图》和一些中美文化关联的工具。

翻查了难以计算的中外文献,中国与西方古籍的影印本,各地地理图片、视频、古地图

《中国科学报》:请大致介绍下您这些年是如何工作,到了哪些地方,参考了多少文献?

李兆良:为查考证据,我到过很多地方。

梵蒂冈的地图画廊,绘制建造是利玛窦来华时代,里面有当时的意大利地图,大概四米宽,比《坤舆万国全图》中有关意大利的内容准确得多。佛罗伦萨是1400年欧洲文艺复兴的重地,西班牙巴塞罗那有纪念哥伦布的海洋博物馆,《坤舆万国全图》中都没有标示这些重要地名。甚至连利玛窦出发前拜会过的梵蒂冈也没有。

在美国,我到过原住民的保留区,包括西部Navajo,东部Cherokee、Catawba保留区,还有阿拉斯加。去过各地的博物馆,佛罗里达西班牙人首次登陆的地方,法国在前美国的殖民地,英国在美洲的第一个殖民地吉姆斯顿,美国原住民博物馆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不可胜数。英国牛津大学的博物馆也保留了美洲原住民的文物,

《中国科学报》:为了考证,您比较了600多份地图,很难想象其难度。相信您参考的文献也无法计算。

李兆良:到现在为止,我查考的地图已经早超过600份,不过很多是重复的——都是抄袭之作,变动很小,所以不需要每一份都仔细研究,主要集中与《坤舆万国全图》先后同期的。

至于我翻查了多少中外文献的确难以计算,少说也有几千种,包括中国与西方古籍的影印本,各地地理图片、视频、古地图。

好在这些工作大部分在电脑上完成。互联网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帮助,十年工作是相当高效的。一小时的工作可超过跑一个月的图书馆。

谷歌“地球”让我能须臾之间驰骋各大洲,分辨率犹如置身其境。实地考察的旅行时间完全省去,可以在网上搜索图片、视频。所有旅游者拍摄的实地地理,让我不需要跋涉取得证据。他们没有偏见地拍下来的,我可以选择最佳的效果。这些旅游者成为我的无形助手。

我不信任第二手资料,能找到第一手的,尽量用第一手的。

特别要提的是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我参考了1615年和1616年的拉丁文版、1616年法文版、1621年西班牙文版、1622年意大利文版、1953年英文版和1983年中文版。

有意思的是,利玛窦的原作是意大利文,却出版晚于其他欧洲版本,在拉丁文版至意大利文版之间的七年内,有关方面肯定对翻译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出版了原来的意大利文版本,应该是最接近原作者意思的。其他版本是按照传教士金尼阁的拉丁文翻译的,无疑是有出入的。英文版是300年后翻译出版的,译者对原文意译,不止歪曲了原意,而且出现重大错误,中译本是根据英译本翻的,也继承了错误,导致对整段历史阐释错误。

对于这段翻译史上最严重的错误澄清,我已经写成论文,将要发表。

《中国科学报》:收录在《武备志》里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 》,似乎没在您的比较之列?

李兆良:中国的地图至少有三种。一是大家普遍看到的,给地方官员用的,主要显示地方政府之间与中央的关系;一种是《武备志》里的航海图,供船员辨认经过的城市、里数、航标,这种地图对我的研究帮助不大;另一种就是给皇帝、高级大臣做战略部署用的大型地图,如《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的形式是郑和大航海之后才出现的珍稀地图,与别的不同,因此就被认为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作品。事实正相反,西方的世界地图得自中国的地图信息。

非历史学科班出身,没有任何成见包袱,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源头去追查答案

《中国科学报》:在考证的过程最困难的是什么?

李兆良:我的考证过程可以说很顺利,有时候,顺利得神奇。平常对事物多方面、多领域的信息关注、交叉思考。所谓“灵机一触”不过是散落布置的棋子连成线面,几千片拼图板块整合成型,水到渠成而已。

如果说不顺利,倒不是考证过程,而是被国人接受的过程。更正600年世界史的这一大事件,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中国学界。

反对者不断在中国文献里找我学说的问题,却不从外国文献里找问题,有人且他们断章取义,盲人摸象,抓住一两点,根本没有数据支持。

我粗略地分析了一下,反对者大概有几种情形:

1.受过去教育影响。全盘接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教育。

2.一些学者觉得问题太大,“不敢为天下先”。

3.一些学者不愿意抛弃过去几十年持的理论,宁可照本宣科,也不更正。

4.过去有些外国学者提出郑和船队到美洲,但是证据不足,或者误释,被攻击、嘲笑。有些人就想当然地把我们当成一伙,把他们的错误转嫁我身上。

5.一些人认为这是600年以前的事,没有现实意义。

我认为,科学真理的检验标准是数据与事理分析,是非对错,不应以人的出身背景、国籍、性别为标准。因循守旧的结果使得很多重大历史错误不能及时更正。

比如在一些认知里,所有在中国种植的美洲作物都被认为是西班牙、葡萄牙人带来的。谁带来?什么年代?原文献哪里记载?没有人问。事实上,这些美洲作物首先出现在中国西南边陲地方,那时哥伦布还没有出生,欧洲人还不懂得怎样吃,他们如何万里迢迢带来中国做商品?滇-印-缅-泰-越的茶马道应该是郑和带回美洲作物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科学报》:对于质疑,您是怎么看的?

李兆良:我在书里开宗明义说过,假如读者对我的理论觉得不对,能提出反对意见,一定做过一番功夫,那我写书的目的就达到了。有确实的材料,我乐意更正我的理论。

科学是永远的进行时态,没有止境。所有理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搭建的。我提出的新说,目前为止,所有的文献、地图、文物、文化遗存的观察均能互证,而西方的地图学历史满是漏洞,不堪一击的。

爱因斯坦说,做多少实验都不能证明一项理论,但是一项实验显示错误,就足以推翻整套理论。所以反证是最重要的。要推翻我的论说,也要提出支持西方学说的证据。

西方地图学,从16世纪开始,一直在掩饰错误。以前没有互联网,大家没有足够的资讯来源去破解,现在事实和推理摆在眼前,不能再以错补错。

《中国科学报》:历史学者毛佩琦提出了一些问题,如“郑和航海的费信、马欢,在他们的航海实录《星槎胜览》《瀛涯盛览》中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您是怎么考虑的?除了考证地名,还有其他佐证的资料吗?

李兆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郑和大航海文献极为稀罕,大部分被毁,或者在明清民国间被盗运到西方。西方的中国材料其实很丰富、很重要,可惜被认为是西方的成果。这些珍贵的大地图,很多是孤本,到了外国,翻译后再返回来,被错认为是外国文献、西方人的成果。

事实上,明清交际,许多明代的重要文献流入西方,再从西方返回,被误会以为是西方的作品。意大利传教士、汉学家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属这种情况。

《殊域周咨录》是万历二年(1573年)刊行的,里面提到郑和时代的文献被毁掉,万历皇帝应该知道这件事。郑和时代测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不可能再出现在皇帝面前,不然有人要顶欺君之罪。

官员们借口利玛窦从外国带来地图作为保存地图资料的做法是不得已的,绝对不能写进任何典籍内,这不会有文献核实,只能猜测推理。

宣德时代到达西半球的明代人,已经不能回来,无法把他们的见闻留下来。后来与当地人同化,欧洲人殖民美洲,消灭了95%以上的原住民,包括明代中国人的后裔,他们被强迫用英语,原住民的文化历史已经被清除殆尽,我们只能从蛛丝马迹去探求,我在《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一书里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对于利玛窦与李之藻均没有参与测绘《坤舆万国全图》一事,可以在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查到,里面很明显的述说,但是在翻译过程被误解,或者说有意略掉。就是前面提到的,以当事人利玛窦自己的说法证明他不是作者,相信很难反对吧?

《中国科学报》:似乎学术界不大提谁先到美洲的问题,这是因为学院出身的历史学者和您的思路不一样?

李兆良:中国学者能获得的资料是有一定局限的。我的证据包括地图、欧洲文字的原文献、地理、文物,不少是谷歌旗下的网站提供的,这些技术在过去十年间才具备,刚好是我研究的时段。

西方16世纪的文献比较难懂,16-17世纪的英文文法,拼写与今天有很大分别。除非很熟悉,否则搜索是很困难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拉丁等文字就更不好说了。不能掌握原材料,靠重重翻译,错上加错的演绎,无法得到真相。

我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好处是没有任何成见包袱,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源头去追查答案。我不是单单看文献,而是科学地分析文献有没有道理,从无字处读书。真理离不开真相,真相不会违反常理、推理。

再以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为例,卫匡国假如在9年内测绘中国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使每天工作24小时,每小时也要测量76平方公里,不要说骑马在地面测,用飞机也看不完。就像所谓的外国传教士10年内测绘《康熙皇舆全览图》其实是在明代地图的基础上作若干增补而已。

可以推测出,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是把中国历代测绘,明代总其成的地图集翻译成西方文字。而这部地图集有明确经纬度,用球形投影绘制成,所以可以说,假如不是中国创建近代地图学,起码是中国独立建立的,并非过去认为的来自西方。事实上,我已经查到把中国的地理知识传到西方的人物与时期,也将发表文章。

毛佩琦教授说得好:“跨过一步,将石破天惊”。对我来说,这一步已经不是下临深渊,而是踏踏实实的平地,当然,继续铺砖还是需要的。

这项研究,从好奇出发,经过科学分析,得到的结果,是意料中,也是出乎意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推翻600年的世界史。假如这项研究的成果是推翻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航海史、文明史,那只是授人以鱼,更重要是授人以渔,激发科学思维在人文学科的应用,启发独立思维,不因循,不盲从,这是终极目的。

还原、更正世界史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需要更多人参与。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有更深的了解、自信,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扩大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思维,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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