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重磅政策 意义绝不寻常 影响每个人

1月15日传来大消息!

据新华社报道,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当天说,将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今天表示,我国将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他强调,这是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但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口子不开,严禁下乡利用宅基地建别墅大院、私人会馆。

这则消息非常重磅,因为他不但影响成立的楼市,还将影响农村的土地,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酝酿出巨大的商机!

试想,当政府不再是居住用地的唯一提供者,这就意味着楼市的总供给格局彻底发生改变。这一变化,将会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经济产生非常重磅影响。下面,笔者就对该土地政策变化进行一个解析,供大家参考。

为了让大家对这一政策理解更深刻,先对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变化捋一捋。

如果向前追忆,在中国进行房改之前,中国的商品房市场根本没有形成,主要市场供给来源于单位分房和自建房。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住房的发展太慢已经影响到了城市化进程,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进行房地产改革。

1994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房改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由此,中国住房的市场化改革进入快车道。

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一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意味着住房进入了商品房的“独木桥”时代,也开启了房价持续上涨的通道。这一涨,就一直涨到现在,涨了20年。以上海为例,1998年房价也才三四千元,现在那些当时房价三四千的地方早已七八十来万了,也就是说同样区域的房子在过去20年涨了得有20倍左右。

大家知道,过去20年中国的房价是越调控越高,其中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动力是中国的人口多、城市化进程力度大导致的刚需,而促进因素则是对炒房一直遏制不利导致太多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价持续大涨。在笔者看来,中国房地产政策的大转折,就是在过去两年时间发生的。

如果大家对新闻足够敏感的话,应该还记得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房地产的政策是去库存。那次去库存的政策方向和“一城一策”的政策导向使得一二线城市率先得利。由于一二线城市根本库存不多,地方政府放开限购政策,很快导致了一二线城市大涨,这就是2016年房价大涨的政策因素。当然,2016年政策放松导致刚需购房,还是让全国房地产的总库存下降了很多,副作用是房价在短期内又大涨了一波。

房价短期内暴涨给宏观经济带来了不小的潜在风险,这就是2016年12月召开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落地的内在因素。当时,中央定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这个政策,其实就定调了接下来的房地产政策方向,也是中国房地产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向的重大信号。

不过,真正从根本上确立了房地产“深改”政策方向的还是19大报告,报告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注意报告上的措辞,除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还增加了“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内容。这句话就意味着,未来住房供应不再是商品房的“独木桥”了,而是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目的是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这三点是接下来政策调整的核心。大家之前看到,政策最先推动租购并举,特别是在土地供应时要求开发商必须保证一些住房是租的而不是卖的政策,使得租赁市场的供给在增加。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还推出了政府与居民的共有产权房。这些变化,都是在落实政策。

不过,之前政策中,基本没看到多主体供给的政策改革,只有前不久北京出台了央企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盖职工保障房的政策有这个意思。北京的政策,实际上打开了多主体供给的政策想象空间。

然而,真正的政策变化是1月15日,即土地的供应政策变了。土地的政策供应变了,也就意味着多主体供应的政策要彻底打开了。

想想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意味着什么?这不正是上一轮房改以前的政策吗?以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都可以在自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盖房,然后分给职工,职工只有使用权而没有产权。这一政策的落地,意味着以后无论是央企、集体企业、私有企业,都可以在自己土地上盖房分给职工居住。如此一来,年轻人住房的压力自然就小了。这个压力小了,也就意味着刚需的紧迫性小了,房价上涨的动力自然就小了。

所以,这一政策,对房价一定会起到抑制作用。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政策,就是国家要避免城市化进程加快时房价暴涨,使得发展的成果被房地产开发商大部分赚走。在这样的政策刺激下,未来中小房地产商估计要被挤死了,大型房产商要不开发特色房产,要不就是“薄利多销”。当然,对地方政府来说,当土地财政的收入逐渐下降后,那么就必须发展其他产业,这正是中国在基础设施较完备的情况下推动更多产业发展的政策调整。

以中部核心的新一线城市武汉为例,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里就成立了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和国家网络安全基地,其中前三大基地投资均超千亿,网络安全基地投资也有两三百亿。这样的规划、投资,就是要推动产业化升级,要摆脱原来的土地财政。为此,武汉还成立了招才局,并且专门为高级别人才提供住房、落户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还有对来武汉创业的高等人才提供各种优惠和方便。与其他地方相比,武汉走在了前面,这就是对中央的政策理解透彻,对未来发展方向把握得准,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未来一二十年武汉的发展空间。想创业的人,或者高新技术人才,到武汉发展一定错不了。

再回到房地产市场本身,考虑都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长期看中国房价还有上涨空间,但一方面中短期应该可以抑制,另一反面是三四五线城市的房价不至于继续猛涨导致城市化进程推进困难。

所以,未来房地产市场应该会逐渐趋于稳定,真正有上涨空间的恐怕就剩下三个方向了:一是城市的最核心的区域,因为那里永远是稀缺资源;二是发展潜力巨大的规划区,以后买房一定要看城市未来10年以上的发展规划;三是环境优美、居住质量高的特色城镇化社区,譬如像前段时间刘国梁参与的体育小镇项目。

关于宅基地的政策也是一个革新性变化,国家把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给三权分制了,这的确是历史性的创新。

大家知道,过去宅基地的所有权是属于集体的,资格权和使用权是一体的,都属于农村居民。那么为什么把资格权和使用权分离呢?这个和农村耕地的改革思路是一致的。农村耕地被分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宅基地就按这个思路分为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这一政策最大的内涵就是,在保障农民权益的情况下,要把农民从农村的耕地、宅基地上解放出来,让这批人到城里来,变成城里的工人或商户,继续扩大城市规模,细化劳动分工。

那么,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后,在保障了其农村的土地权益的情况下,包括宅基地、耕地不能闲着,农民可以将宅基地的使用权、耕地的经营权给转租出去,从而产生效益,保障其在城市的生活水平。

举个简单的例子,譬如在大城市周边的有特点的农村,就可以建立生态旅游农场,把旅游服务和农业生产相结合,把原来的宅基地挤出来一部分盖成宾馆、餐饮服务产业,把原来的农业种植变成旅游和农业生产资源的结合体。如此,即可进行农业生产,又可以开发旅游,让城市里的人在周末体会农村生活,把旅游和农业生产直接结合起来。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让附近城市里的人认领地块,帮其种植绿色的农产品,如此可提升城里人的生活品质,而农民又可实现创收,在公司化生产经营的背景下,原来的农民甚至根本不必自己耕种就可以实现创收,由农业工人负责生产,而自己则可在城市打工或创业的同时获得农村土地的经营利润分红。

还有,像城里人在城市里住腻歪了,总是想到农村体会一下农村生活,那么农民就可以盖成适合城里人居住的房子,然后通过村集体或集体所有制公司开发农家院,开发农村的生态旅游······或者,通过乡镇、村集体与大型旅游集团达成合作协议,由大型旅游集团与村集体成立合资企业,由旅游集团出资盖农业生态下的生活区供城里人体验。通过公司化经营为城里人提供体验式旅游服务,必然是一种新的旅游产业方式。

总之,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让农民放心进城,同时要把农村的土地充分利用起来,由城里人的生活质量提升换取农民进城的生活保障,形成经济循环。说白了,就是把农村的宅基地卷入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大循环中,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些大的政策变化,都是商机!看懂的人是发财机会,赶紧研究和调研吧!找对路子,提前介入,可以发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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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方便面的“中年危机”

国产方便面的“中年危机”

自1958年世界上第一包方便面在日本诞生以来,60年间,尽管始终被贴着“非健康食品”的标签,但这却并不妨碍它的身影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并且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速食食品之一。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方便面产销国。在国内,方便面曾经长时间被冠以国民食品的称号,它曾是数百万中国打工者的首选方便餐,也以春运神器、加班拍档、创业伴侣等角色出现在普通人的生活中。

相关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方便面营业额连续18年递增。2013年,中国内地和香港方便面总销量达462.2亿包,平均每秒打开1465包。然而,最近几年,中国的方便面行业却开始走下坡路。事实上,并非所有国家的方便面销量都在下降。据韩国媒体报道,2017年韩国泡面出口再创新高,对外出口额首次突破3亿美元大关。其中,中国占比达25.9%,位居首位。这也意味着有近三成的泡面都是中国消费者买走的。

当国产方便面遭遇销售危机,国内市场对韩国泡面的需求和销量却在不断增长,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不再是绿皮火车的饮食标配

一组数据可以验证方便面在中国市场曾经的辉煌:在鼎盛时期,方便面产业在中国曾经历连续10余年、年均20%以上的快速增长,年消费量占据世界总消费量的一半。与之相对应,方便面市场崛起的20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期,方便面市场也从中享受了一把“民工潮”红利。

从2013年以后,中国方便面销量连续3年下跌。世界方便面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方便面年销量385亿包,比最高峰时少了80亿包。

方便面巨头康师傅公司的年报显示,2006年至2013年,康师傅方便面板块营收从10.52亿美元增长至43.32亿美元。2013年至2016年,这一板块营收下降至32.39亿美元,与2013年相比跌幅高达25.24%。

不仅如此,整个行业上下游市场的日子都不好过。有方便面经销商透露,一箱24包的康师傅袋装面,从康师傅厂家以46.5元~47.5元拿货,折算下来每包1.98元,商超卖场终端销售价为2.5元/包。“一包方便面只能赚4毛钱,销量上不去,不仅不赚钱,有时还会赔钱。”

整个行业的急转直下折射的恰恰是国人生活方式、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外卖的横空出世、出行方式的便捷多元、消费方式的升级以及健康理念的深入人心最终使得方便面褪去了国民食品的光环。

举例来看,2013年国内方便面销量开始遭遇滑铁卢时,正是网络外卖平台兴起之时。2016年中国人消费了近1700亿元的外卖,而2015年这个数据只是382亿元,增长了3倍多。这与国内方便面行业销售量的急剧下降形成鲜明对照。

“网络订餐模式不仅比方便面更加方便、快捷,而且消费选择更加丰富,口味更加多元,方便面的核心优势几乎被完全取代。”外卖订餐平台饿了么的公关人员告诉记者。

中国品牌研究院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员朱丹蓬认为,高铁的迅速发展是方便面市场低迷的又一重要因素。据统计,以往有近20%的方便面销量出现在交通系统上,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在火车上。然而,近几年来高铁动车的迅速普及,极大缩短了人们的出行时间,方便面作为绿皮火车的饮食标配正逐渐走向边缘。

在中国卖断货,

韩国泡面的“网红之路”

“除了化妆品,很多客人也喜欢买方便面,有段时间甚至卖断货。”以韩货代购作为兼职的李女士没有想到,韩国泡面会成为爆款代购品。

据阿里大数据统计,来自韩国的三养火鸡面已经在2016年、2017年上半年连续成为线上年销量第一的方便面口味。这个以辣著称,号称是“韩国最辣”的泡面一度刷爆了社交圈,成为当之无愧的泡面界网红。

“2015年底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火鸡面还一直不温不火,但随着韩国综艺节目在网络上的热播,这款经常被用在挑战环节的超辣火鸡面也火了,吸引很多人‘一尝为快’,他们想要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么辣。”据李女士介绍,很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找她买火鸡面。

随后,电商渠道的销量也出现暴涨。国内的一些进口食品贸易公司开始开拓线下市场。一时间,三养火鸡面出现在了全国大部分的线下进口食品专卖店和大型商超系统。从一开始经销商的小心尝试到产品的供不应求,三养火鸡面的销量在2016年底迎来爆发。

从价格来看,该款产品的价格要高于国内同类型产品,而且线上与线下的价格差异较大。在淘宝平台,火鸡面140g的5连包价格为25元~30元不等,而70g桶装火鸡面价格约为7元/桶。在线下,5连包的价格达到近50元。而日货代购、韩货代购中最常见的几款日韩方便面,每包价格也大多在10~20元不等。

那么,这款以“辣”著称的火鸡面味道到底如何呢?记者发现,在众多网络点评中,好评占大多数。有试吃者评价说:火鸡面的面体十分筋道,添加调料后的颜色也充分挑起食欲。入口之后的火鸡面口味微甜,但辣味后劲十足,又甜又辣的味道的确独特,这或许也是火鸡面与其他泡面在口味上的最大不同。

“大部分的进口食品成为爆款,基本都借助网络营销走了一条‘网红之路’。”有着7年代购经验的李女士认为,越是容易卖断货的产品,越能够吸引市场的关注。火鸡面独特的口味造就了产品的话题性和传播点。

消费升级以后,

国产泡面如何回归国民食品

当然,涨价并非是影响方便面销量的阻碍性因素。因为价格便宜,方便面长期被冠以低端化的标签,而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低端化产品似乎越来越难有吸引力。

2016年,康师傅率先抛弃了大部分1.5元袋装面市场,转而大力发展5元以上定价的产品,先后推出的黑白胡椒系列、匠汤系列、金汤系列销售额持续走高。

据统计,低端面品的毛利润约为10%,3.5元左右的方便面毛利润约为50%,而5元以上的高端面毛利润高达200%。有业内人士认为,高端方便面的出现不仅能扭转以往方便面企业的“廉价不健康”形象,还会因高溢价使得公司收入增加。

与此同时,国产泡面的衰落和进口泡面走红的背后,实则是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促使消费者更加注重产品的品质和健康,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被认为“健康”(“纯天然”“无人工味素”“非转基因”)的食品。

也就是说,相较于国产方便面,虽然进口方便面价格更贵,但却更受消费者青睐,关键在于它们的高端化策略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品质提升的需求。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认为,未来国产方便面要取得突破必须进行三个方面的升级,即健康升级、口味多样化升级以及包装品质化升级。因此,眼下“低糖、低盐、低卡路里、增加食物纤维”这些健康术语开始用到产品宣传中,越来越多的方便面放弃油炸,降油减盐趋势明显,调味包的“工业味”大幅降低,增加了天然配料和脱水蔬菜的应用……

“有了好东西还要有强大的分销和营销。”她同时表示,当下是互联网时代,方便面的营销方式应围绕互联网概念展开,只有与网红经济的结合才能让方便面重拾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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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垮中国房地产的最后一根稻草 或就是它

1月,我去第一财经录制《头脑风暴》节目,主题是2018年的灰犀牛。当一众专家讨论美联储加息、全球化退潮以及特朗普(专题)税改等海外问题之后,台下一个女观众有些怯生生发言说,她比较担心即将而来的房产税。

房产税,在中国经济这个房间中,可能是最大的灰犀牛。

上海从2011年开始执行房产税试点,七年过去了,房产税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事情。虽然学者们当时测算说上海执行房产税之后房价大概会下降15%,实际上,即使限购政策在侧,这7年的上海房价仍旧一路飞涨。

2010年,国务院财政部发布三次文,作为房地产试点城市的上海和重庆启动了房产税。二者都是以新增购买租房为考虑,重庆针对别墅等高档住房,上海针对普通租房,且对于本地人有不少优惠。

从抑制房价的效果来看,两地房价持续上涨证伪了房地产税可以降低房价的说法。更何况,一方面,法规本身较松,另一方面,民间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按照网间的攻略,一家人各种离婚等组合一下,可以合法拥有八套房而不缴纳房地产税。

肖捷心目中的房地产税自然与此有所不同。那么,此刻推出,推房地产税的背景是什么?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无疑是地方财政的捉襟见肘。伴随着拆迁成本高升以及城区土地日渐稀少,一线城市房地产正在由一手房市场变为二手房市场,收入土地出让金年年减少:土地出让金在2014 年达到 4.3 万亿的历史高位,随后一度回落,直到2017年才回升到4万亿左右。而过去十来年,土地出让金占到某些地方政府收入的四成到五成。

这个时候,以房产税补充土地出让金,自然成为可能选项。

在70年产权的情况下,土地产权没有完全落实,中国房产税还是房地产税仍旧无法厘清的情况下,屡屡吹风征税,的确映射了当下中国财政的问题。中国政府的官方债务水平虽然比价低,表面上没有赤字,但是各种隐性负担核算之下,地方一级政府的赤字率惊人。

过去的土地财政模式,虽然看起来是点石成金的金融炼金术,使得中国过去二十来多年基础建设速度走在世界前列,也让不少城市家庭几乎一夜之间因为房产成为千万富翁,但是容易的钱来得快去去的也快,这些年土地招投标制度使得中国深陷土地财政旋涡,中国地方政府发展模式在大干快上的投资狂潮中无法自拔,一步步依靠新增投资如同饮鸩止渴。

这种模式起源于香港(专题),是特殊的殖民地制度下的产品,其弊端以及短视其实更应该引发反思。香港房价不断高涨,中产阶级收入止步,表面上赋税不高,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为高房价而付出代价;“已婚却分居”的新生活模式也开始涌现,即香港年轻夫妻选择婚后仍会处于分居状态,即各自与父母同住。根据香港城市大学2016年调查,在18至35岁的香港人中,76%仍与父母同住。这一比例是在相当低的失业率情况之下发生,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房价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

香港和内地的过去已经不可更改,未来更应该思考是如何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即使土地招投标制度在过去有其历史意义,但在当下几乎已成为鼓励地王、奖励投资的负面因素。这是比起房地产税更值得关注的土地政策。

退一步说,房地产税真的能够大幅扩张地方政府财力吗?有人测算全国房产地价格在130万亿左右,这看起来是一块大肥肉,但是实际情况收到手的房地产税到底有多少?按照国泰君安的测算,在0.5%的房产税税率假设下,针对房屋市值征收的房产税能占到地方本级收入的约10%;若房产税为1.5%,则对地方本级收入的贡献为30%。但如果考虑每人20平米减免,那么在0.5%和1.5%的税率下,房产税仅能分别占到地方本级收入的4%和12%。

进一步说,在年年房价上涨压力之下,有购买能力的中国家庭多数已经完成自住房配置。据美盛环球资产管理与渣打银行中国2017年报告,中国投资者的自有住房拥有率领先全球,高达74%的中国投资者拥有房产,属于受访市场中最高比例,而亚洲(日本除外)平均仅为 57%。这其实说明房屋已经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金融资产。随着房地产税的推出,无疑将会导致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缩水。增加地方政府财力与家庭财富缩水之间的对冲,将会导致怎样的经济净效益?其实值得深思。

最后,从房产税的用途来看,美国等国往往作为地方一级政府使用,用于公立学校建设以及社区维护等,这种情况下房产税并不是作为贫富调节或者房价调整的因素,而更多是取之于本地用之于本地的做法。

在日本案例中,房产税的目标并非房价调整。以日本房地产为例,其房产分为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规划税等类别,目前并不算高。80年代时候一度出台比较高的税率,但并没有起到遏制房价上涨作用,到了90年代为了鼓励持有房地产做了调整,但也没有遏制土地价格下跌的势头。

回到中国场景。在房地产界,或许有房叔房姐,却并没有真正的神,一直鼓吹炒房的网红,可能最终是是通过梦想暴富的粉丝来变现。房价剧变带来的阶层变化,让焦虑和自满都成为集体游戏,大家都不过是时代经济中翻腾的蚂蚱,运气好的时候面朝上,给个灿烂笑脸,运气不好的面朝下,不小心就跌四仰八叉。

在一二线城市拥有两套房产,是中国中产阶级梦想标配,也几乎是他们对于自身奋斗最高肯定,在内环线迎接每天的上班高峰是他们人生理想。也正因此,对于即将而来的房产税消息多以视而不见的态度加以忽视。

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并不仅仅以经济逻辑为要点,房产税推出的可能性在加大,但是推出之后,经济逻辑仍旧会发挥作用。房产税的问题不仅仅在公平问题,更在于可能的一连串反应,从居民层面,除了可能的房地产价格跌落,更多持币待购者出现犹豫,这带来申请房贷的放慢;从企业层面,银行抵押物缩水,在银行的调整之下,可能会带来流动性进一步收缩,甚至引发通缩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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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与中产注意了:悲剧正在等着你们

中国是通胀型经济体。去年,领导们在多个场合都在表态,必须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为什么呢?

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就是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彻底的去杠杆过程。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国企,就让债务大部分集中在地方政府和国企身上(有报道,国企债务已经超过了100万亿);同时,由于投资项目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保增长又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在内,很容易形成债务的质量问题。所以,一旦进行彻底的去杠杆过程,这些债务很容易首先集体爆发,就会在商业银行形成巨额的坏账,基于这类债务都有“类主权”的性质,央行只能开动印钞机买单,自然就容易形成货币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与其它国家的经济特点和债务特点都不相同。所以,中国必须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一旦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就需要商业银行提前订立遗嘱,导致货币和社会危机。

然而,在不准许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环境下,面对资本逃离实体、不断进入金融领域逐利、进行钱炒钱的现象,显然又是危险可怕的。

次贷危机之后,先是影子银行系统快速发展,据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估算,2016年底影子银行信贷规模在60~70万亿左右;过去三四年,在所谓金融创新的口号之下,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属于野草遍地的态势,现金贷、P2P均属于此类,它们成为整个经济体上庞大的“食利阶层”。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良好的金融服务,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实体经济,最终实现协同发展。但是,中国因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和房价百般呵护,造成资产价格不断上涨,也就孕育了行业的畸形高利润。追逐更高的利润是资本的天性,结果,影子银行系统一头扎进房地产业,终于给房地产插上了翅膀,这是次贷危机之后房价飞速上涨的根本动力之一。高速上涨的资产价格就推动了生产要素价格的快速上升,实业企业的利润被严重挤压,结果,就让“卖厂炒房”的情形不断发生,也推动了实业老板的跑路潮和外资企业的不断迁出。更有甚者,最近两年有些上市公司主业亏损,卖了两套房子就可以依靠投资收益来保牌,这简直让人忍俊不禁!

败家排行榜VS兴家排行榜,看看你中了哪个?

然而,金融本身不能创造价值,房地产也不能创造价值(无论价格高低,都是那套房子),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的根基。当根基被持续损伤之后,经济大厦就会坍塌,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我们知道,央行的印钞厂和一般印刷厂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但是央行印钞厂印出来的纸张拥有特权,在经济生活中作为支付手段。当实体经济运行过程中创造了价值之后,这些纸张就被注入了信用(代表了一定的财富),这时它就告别了纸张的身份,成为了钞票。央行印刷厂印出的纸张终于与普通印刷厂印出的纸张显示出了不同。

然而,如果实体经济被掏空,央行印刷的纸张持续在金融领域空转或用于炒房,基于这些领域并不能创造丝毫的价值,也就意味着央行印出来的纸张依旧还是纸张,没法变成钞票,央妈本来是开印钞厂的,结果变成了印刷厂,最终就会导致通胀、物价暴涨(全社会没有了创造财富的能力,纸币没有了对应的财富),货币危机也就来临了。

所以,这种资本聚集在金融领域和资产价格领域进行炒作的行为必须打击:第一是打击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第二就是打压房地产,因为影子银行系统与房地产紧密相连,只要房地产可以实现高利润,就无法对这些附着资本形成打击!就无法避免以房地产作为“介质”进行的钱炒钱行为。

这实际是经济领域的定点打击,需要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2017年1月至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161748亿元,同比增长8.4%,支出179560亿元,同比增长7.8%。以算术平均的办法来计算,全年的赤字率(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也就在2.4%~2.5%的范围,远低于去年3.82%的水平。只要地方政府别胡思乱想,好好过日子,比去年会好过得多,不至于在定点打击的过程中被严重“误伤”。所以,财政部扔下一句狠话:要坚决打消地方政府认为中央政府会“买单”(地方债务)的幻觉,坚决打消金融机构认为政府会兜底(金融机构坏账烂账)的幻觉。笔者认为这本是好意,这实际上是让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严控杠杆率,谨慎借贷,因为只有财政和银行等金融机构比较健康的时候,才能有效打击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否则,影子银行等还未够着,货币紧缩政策先把地方财政和金融机构干趴下了,这不是好“买卖”。

另外就是共和国的“长子”们,不能在收缩货币的道路上率先倒下去。“长子”大部分集中在经济产业链的上游,经历了一年多的供给侧改革之后,利润率大幅上涨,家底丰厚了很多,应对一段时间的利率上升估计是没问题了。

然后,“手术刀”又开始拿起:

首先,开始向影子银行的主力军——信托公司的不规范行为动手。中泰信托因存在刚兑和实际控制人不明问题,遭遇了监管风暴,公司新增集合信托业务被叫停,存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不得再募集。公告中提到的原因是,中泰信托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违反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其实,不准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不准承诺保底收益的规定一直就在那里摆着,只不过业内形成了自己的潜规则,都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保证最低收益,没有任何一家信托公司敢于打破刚性兑付。现在,在监管风暴之下,一旦某家信托公司的某一个信托计划出现实质性违约,让投资人的钱打了水漂,那么受连累的将是整个信托行业所有的信托产品,投资者会对目前20多万亿的信托总规模全部产生质疑。一旦出现挤兑,20万亿的“炸弹”被引爆,后果不知道会如何。

当今社会,购买理财产品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家常便饭,但好时光已经过去了。

然后是互联网金融。2去年12月27日,南京市公安局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钱宝网实际控制人张小雷因涉嫌违法犯罪,于2017年12月26日向南京市公安机关投案。目前,南京市公安机关正在开展调查。钱宝网到底是干什么的?此前公开资料显示,钱宝网成立于2012年,自称是“社交化+移动电商为主体的交易平台”,最开始的商业模式是看广告交押金得高收益,后来转变为以微商、股权投资为主的承诺高额回报的平台。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与以往出事的P2P平台不同,钱宝网的业务似乎十分复杂,既像P2P,也像微商传销,还有类似庞氏骗局的股权投资。

所以,互联网金融将遭遇大风暴。

寒风正在刮起——云高风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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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拉响 中国家庭债务率接近美次贷危机前水平

爱存钱、怕欠债、谨慎消费。这是老一辈中国人的理财观念。

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年轻人比从前更愿意消费了。

然而,有这样一大群人,“月入一万,花销一千”。你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恰恰是当前许多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中国家庭的缩影。

不知不觉,中国人财务状态,已经从“怕欠债”转变到了“高负债”。今天(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中国家庭债务率已接近美国水平要高度警惕。

是什么原因让年轻人“节衣缩食”?

2017年11月,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三季度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指出,居民部门杠杆率依然延续上升趋势,从2017年二季度的47.4%上升到三季度的48.6%。

居民杠杆率,是指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1996年中国居民杠杆率只有3%,2008年也仅为18%,但是自2008年以来居民杠杆率开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短短六年间翻了一倍,达到36.4%。到了2017年三季度居民杠杆率已经高达48.6%。

与老一辈相比,年轻的中国消费者特别不怕贷款:除了贷款买房买车之外,贷款买手机,贷款旅游,信用卡消费,甚至有时网购几百元的商品,也愿意用支付宝花呗、或者京东(46.46, 0.06, 0.13%)白条。因为每次消费金额不大,所以也没有在意,结果当要还钱时,才发现自己贷款买了这么多东西。

《人民日报》海外版就以北京的许先生举例。和班里大部分同学一样,许先生2010年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工作:

年终奖能拿到相当于平时三四个月的工资,是笔大钱。但需要还的账也不少,去年出国游用了贷款,今年想换新手机也要走点贷款,当然占大头的是房贷。所谓快乐并不快乐着吧。

据长江商报报道,1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显示,居民消费信贷的客户偏向于年轻群体,18-29岁年龄占比近半,超过70%的客户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三成左右的消费信贷被用于购买家电产品。

报告称,截至2017年10月底,根据央行数据,短期住户类消费贷款由2010年1月的6821.47亿元增长至2017年10月的65594万亿,增长近10倍。

报告认为,随着中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度增加、在贷款总规模盘子中比重增加、消费贷款中房贷、车贷等中长期贷款比重降低。职业和收入较为稳定的企业员工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是消费信贷的客户主体,占比达85.56%。

“房贷成为中国家庭债务的大头”

虽然贷款购物越来越普及,但房贷依然是造成中国居民负债增加的最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指出,“房贷已经成为中国家庭债务的大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上一轮房价上涨,一方面源于部分家庭加杠杆购房的投机性行为,另一方面源于一些年轻家庭在“再不买就买不起”担忧下提前集中入市。大量投机性行为,加上年轻家庭因为提前购房不得不增加借贷规模的做法,导致中国家庭部门债务规模迅猛扩张。

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居民购房抵押率升至50%,已经接近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苏宁金融研究院表示,美国居民部门债务率从20%提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飙升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说,后来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直接表征就是美国低收入阶层大量举债买房。

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此前就曾报道,去年5月,美联储发布的《2016年美国家庭经济状况报告》显示,美国居然有44%的成年人连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700元)的应急款都拿不出来。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人均收入并不低,但为什么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连400美元都拿不出来,他们的钱都花到哪去了?每经小编(微信号:nbdnews)从一组数据中发现,美国家庭房屋自有率(即买房)和个人可支配收入存款率之间有着惊人的联系。

一般来说,当美国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增长时,存款则会增加,因为存款更加容易。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人收入增长很快,但存款率却下降了超过5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是20世纪后半叶最大的十年。而正是在90年代,按揭贷款买房开始兴盛起来。

▲1985年~2010年美国人可支配收入存款率走势(来源:圣路易斯联储)

美国家庭住房自有率从90年代开始增长,到了2005年左右达到顶峰。

▲1985年~2010年美国住房自有率走势(来源:圣路易斯联储)

美国《大西洋月刊》解释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美国人开始贷款买房,很多人放弃了70年代经济不景气时养成的存款习惯。到了1998年,除了最富有的10%的人口之外,其余人口的存款率变成了负数,这正是房贷上涨造成的结果。

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家庭在金融机构的负债以消费性贷款为主,约占居民负债的2/3,大约是经营性贷款的2倍。其中,在消费性贷款中,以住房贷款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占八成左右。

中国家庭债务问题或被低估

当然,中国居民部门负债率仍称不上高,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距离85%的债务阈值更是相去甚远。

这样看来,居民加杠杆似乎还有较大上升空间。然而,从债务收入比来看,事实恐怕不甚乐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据苏宁金融研究院表示,相较于居民杠杆率这样的宏观指标,债务收入比更能衡量一个家庭的负担程度和家庭债务风险。Wind数据显示,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时的18.5%暴涨至2017年8月的77.1%。

中国家庭债务率只是统计了家庭部门从金融机构获取的信贷总额,而中国家庭还有不少包括向亲戚朋友借钱在内的民间借贷,存在大规模隐性债务。陈彦斌认为,这些隐性债务虽然不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是会加重贷款人的债务压力。

陈彦斌和他的研究团队注意到,目前所采用的家庭债务/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测算方式可能低估了中国家庭部门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以家庭债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方式计算,当前中国家庭部门的债务率已接近美国家庭部门的债务率水平。而且,中国家庭部门的债务分布明显失衡,个别家庭的债务风险已经处于较为危险的水平。

这也说明,中国居民加杠杆的空间已经不多。

苏宁金融研究院分析称,从微观角度来看,过高的债务让无数年轻人有钱不敢花,即便他们收入再高,在巨额债务面前也是枉然。几年前的热播电视剧《蜗居》中,郭海萍的人生可谓是这一群体的真实写照:

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十年。”

从宏观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且集中在房地产领域,难免会引发人们对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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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博士入职阿里,成了“最拉仇恨”的小二

宗布是阿里巴巴集团客户体验事业群的一名小二,淘宝天猫交易纠纷判定背后的规则就跟他有关。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博士。

在保守的中国,公开选择“性”作为研究的课题,他一定是个“非主流”的人。而这样一个人,没去杜蕾斯也没继续研究性社会,却在阿里当起了客服。

据说,宗布参与制定的规则,还直接导致一些店铺被关,他因此被戏称为阿里“最拉仇恨”的小二,却也给更多的买家卖家带来了美好。

巨大转变的动因在在哪?淘宝跟性社会学有什么关联?等见了宗布,和他一番交谈后,我才发现,其实,“淘宝也是社会,商业也有两性”。

文|汪帆

在阿里巴巴集团客户体验事业群,大家爱笑称宗布“性学博士”。工作之余,也爱向他“取经问道”,聊些八卦,开开玩笑。而每当这时,宗布也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告诉一众“吃瓜群众”。

“我是性社会学博士,偏社会学的啦!”

访问特殊群体

打破偏见和世俗常规

第一次见宗布,他正在开会。说话很快,严谨缜密,思考的时候,眉头微皱。礼貌克制,与人保有距离。

聊熟了,他渐渐松弛下来,神色有些不羁……

谈起当初选择性学的经历,宗布告诉记者,他报考这个专业,没有告诉父母和朋友。“因为说也说不清楚,不如不说。”而做这个选择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奔着他的导师去的。

宗布的导师,潘绥铭,被称为“中国性学第一人”,是比宗布更不羁的人。

潘绥铭从1997年起,多次只身闯入中国23个“红灯区”,访谈过1132个“小姐”,239个“妈咪”或老板,以及212个嫖客,甚至与小姐们吃住一起,出版了研究中国地下性产业的《存在与荒谬》等专著。

在宗布看来,性社会学的研究,对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有深层的意义。在国外,这项研究已经非常专业和成熟。而在国内,大家还是会用有色眼光去看待。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敢于打破世俗和常规的眼光,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份勇气和坚定,让他十分钦佩。

2010年,宗布跟随老师开展了16岁以上中国人性行为和性关系的社会大调查。调查人群遍布全国20多个省份,从偏远农村到现代化城市,人数有一万多人,各个年龄层都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每个年代人对性的看法、看整个时代的变迁。

在这个庞大的调查工程里,老师关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思维,也一直影响着宗布。这也是宗布选择来阿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互联网其实也是个社会,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买家卖家其实是这个商业社会的主体,其实也是另一种‘两性’,需要‘平衡’。”

淘宝是社会,商业里也有两性

谈起交易纠纷规则制定跟自己学习经历的关联,宗布说,虽然看起来自己曾经的研究方向跟淘宝并无直接关联,但其实关联很大。淘宝就是个商业社会,卖家买家是交易主体,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两性”。做规则也需要去洞察,其背后所用到的社会学的研究和方法论是相通的。

规则制定不是拍脑袋,而是非常费脑子的活儿,“阿里经济体那么大,每个规则的出现,可能都会对很多商家、消费者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就需要宗布扎实地做一些市场和用户的分析,然后再推出相关的规则的政策和策略的调整。

这些规则涉及到交易链路的方方面面,从前期交易到售后赔偿,极繁杂琐碎。

拿2017天猫双十一来说,比如说发货,把全国的发货从15天改到10天,其实对商家影响很大,不仅是字面上看5天的调整,宗布和同事们在这背后做了大量分析和调研,要考虑不同类型的商家,比如说入仓的、非入仓的,电器的跟服饰的,还有一些就是普通卖家的经营能力,不同区域,新疆下雪,是不是在最大范围内让大家都能达到最优。

宗布和同事参加天猫双11

除此之外,还要规定违约后,需要承担的责任。

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有商家推出广告营销“一生一世的承诺”:一次性支付一生的酒钱。也就是客户在双11当天支付11111元,就能每个月收到商家寄送的一箱酒,直到客户本人过世。

但是这个活动很快被宗布他们叫停了, “这种服务承诺具有不确定性,甚至可以说有不可履约性。”宗布说。“没有人保证这家企业能存活100年,关键我如果是18岁的用户,我可能还要活80多年,我是60岁的用户,我能活30多岁,每个人的服务不确定性很强。包括生产企业也不能保证自己能活多少年,因此有很多潜在风险。”

被宗布他们叫停的,不止这一个。他自己统计,自制定规则以来,单从服务层面,每年因为触犯规则被关店铺就有上百家。因此,宗布也被同事笑称,阿里“最拉仇恨”的小二。

“两性”关系在进化,规则要跟上时代

去年,宗布跟同事一起,做了个超级大的工程,他们花了一年时间重写了整个淘宝平台的争议处理规范,总数上百。问及原因,宗布说,大环境在改变,整体客户的诉求也在升级,服务也必须升级。

宗布和小伙伴们

他举例说,三年到五年前,同样一个纠纷,客户的诉求跟现在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过去一笔交易,收到货不喜欢就退款,拿到退款基本就算完结,现在,客户拿到钱还可能还不够,要考虑到客户在中间所花的时间成本和情绪。因此,如何借助数据让消费者维权更简单便捷甚至从源头防范纠纷的发生就成了摆在宗布和同事面前的新的课题。

在阿里巴巴这个生态上,挑战不只是来自时间和客户的变化,还来自新业务新场景的层出不穷,而每个新场景的出现,都要求以宗布为代表的小二们快速跟上,制定出各行各业的标准以规范行业运转。七彩花、葫芦娃包括一生一世的酒等等,商家脑洞有多大,小二的脑洞也必须有多大。

“社会学念久了,会变得比较愤青。所以,这个特质在我这个岗位特别合适。”宗布说,保有质疑,发现不合理、改进它、完善它,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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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亿大宗物业交易背后 透露深圳楼市转向信号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公开土地市场门槛奇高,不仅要求“多金”,还要求拥有独特的产业资源,这让众多房企不得不转向寻求大宗物业交易机会,由此形成的庞大场外市场,隐含着不同角度的楼市信号。

中原工商铺发布的报告透露,刚刚过去的2017年,深圳共成交183宗大宗物业交易,成交额高达514亿元,其中第一季度的成交量占全年的约60%。再往前两年,深圳大宗物业交易额分别为428亿元、306亿元,交易量分别为154宗、122宗。

大宗物业交易包含土地、住宅、公寓、写字楼、工业厂房等,其中工业厂房并购是房企进行“城市更新”的一种土地储备方式。这些大宗物业交易的数据,与这座城市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社会资产配置、企业战略息息相关。

写字楼吸纳量超预期

位于深圳罗湖区笋岗片区的“招商中环”项目,是2017年深圳大宗物业交易中最典型案例。招商中环一期包含3栋公寓和1栋写字楼,公开销售之前,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整购一栋写字楼,深圳市富龙恒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今鼎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各整购一栋公寓,总价值超过40亿元。

整体来看,2017年深圳一手写字楼供需两旺,共成交53万平方米,同比大幅上升73%,成交均价51333元/平方米;二手写字楼则较为疲软,成交1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2%,成交均价41488元/平方米。

深圳中原地产总经理郑叔伦分析认为,在“房住不炒、租购并举”的政策下,房地产投资未来趋势是从短线投资、等待房价攀升,转为长期投资,从而收取稳定租金收入,在此背景下,相对于价格高企的住宅,写字楼、商铺等产品的价值得到重估,再次成为投资风口。

写字楼买卖方面,一手写字楼买卖最热门区域为龙岗、宝安、南山,而二手写字楼买卖热门区域为福田、南山、盐田;写字楼租赁方面,一手写字楼租赁最热门区域为南山、福田、龙岗,二手写字楼租赁热门区域为福田、南山、罗湖。

对比这四组数据可以看出,同为写字楼新增供应突出的龙岗、南山,龙岗区域内的更倾向于交易,而南山区域内的更倾向于租赁,这背后是地段带来的资产价值差异;福田占据着二手写字楼交易、租赁最热门区域,显现出成熟CBD的“姿态”,南山区在二手写字楼交易和一手写字楼租赁占据热门,透露出写字楼市场处于供应爬坡阶段。

2017年深圳写字楼市场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供应+高吸纳”,全年甲级写字楼供应量接近140万平方米,吸纳量也超过110万平方米,相比往年50万平方米的量,今年吸纳量呈现爆发增长。但今后三年预计有180万平方米、185万平方米、165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供应,对入驻率和租金带来一定下行压力,甚至可能出现较高空置率,但相对于写字楼五年以上的投资周期来看,消化的空间仍在。

写字楼租赁客户行业占比排名分别为金融保险投资、高科技/电子、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写字楼买卖客户行业占比排名则有所变化,为金融保险投资、制造业/实业、高科技/电子。

长租公寓提升至战略新高度

“租赁”几乎成为2017年中国楼市的主题,这是来自最高层对民生问题的解决之道。对于深圳,租赁房源的建设和储备,同样刻不容缓,深圳“十三五”期间的目标是建设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40万套,其中人才住房不少于30万套。

任务急、时间紧,建设不了就只能在市场中收购,因此深圳市政府资金,成为2017年深圳公寓大宗交易中的主角。最典型的案例有深圳市才人安居集团购买万科深南道68号、中粮天悦壹号等物业,总价值超过20亿元;南山区政府、前海管理局购买塘朗城写字楼、公寓物业,总价值超过50亿元。

除了来自政府层面对于租赁的关注之外,金融机构、房地产企业、互联网企业,都将长租公寓业务提升至战略新高度,其中以建设银行为代表,在市场中以整租方式收储房源,数量和价值都不会小,后续建设银行还有大量的贷款放出,支持长租公寓运营商扩张规模。

以万科、碧桂园、龙湖、旭辉、泰禾为首的房地产企业们,在2017年已经真正投下“真金白银”在长租公寓领域,万科11.73亿元收购深圳福田富瑞斯国际公寓,泰禾在北京、天津等处收购高端公寓,总价值超过20亿元。

长租公寓在大宗交易中还呈现出金融特性,即以私募不动产基金收购存量资产,改造运营之后,通过资产证券化获得资产增值收益,或以自持物业未来租金收入、租约现金流等形式探索资产证券化获得融资,支持规模的扩展,这些资金未来都将成为大宗交易的主力资金。

房企暗战土地储备

深圳大宗交易中,工业厂房的并购是特殊的一种类型,该类工业厂房通常为传统低端制造业所有,房地产企业并购后,根据“城市更新”政策将其改造成产业研发、公寓、商业等业态,因此工业厂房的并购被视为房企土地储备的一种方式。

深圳中原地产投资部总经理杨创慧透露,2017年深圳工业厂房交易的成交量有所减少,但是价格明显升高。这源于工业厂房产权清晰,外地房企进入深圳,能够快速获得项目进行开发,工业厂房变得抢手。

对于未来工业厂房的交易,杨创慧认为价格会回归理性,观望情绪将增加。而观望主要来源于深圳市政府于去年底对工业厂房“城市更新”的政策限制,对其自持比例以及建筑面积设计提出更高要求。此前,很多工业厂房都被改造成“类住宅”产品对外出售。

2017年工业厂房并购中,深圳民营房企龙光地产最为活跃,福田向福仓储大厦、宝安塘尾地铁站附近的汇利五金厂房、新兴纸业厂房,三个项目总代价超过30亿元。龙光还在公开产权交易市场竞得南山华侨城片区的康佳旧改地块70%权益,总价近70亿元,未来将作为其市中心的总部大楼。

一位熟知深圳大宗交易市场的知情人士透露,在政策收紧之后,龙光对于工业厂房的并购也迅速转为观望,甚至退了已经下订的项目。

采取收缩战略的还有碧桂园,前两年在深圳大规模寻求项目,2017年在大宗交易中仅录得一个项目成交,即位于龙岗坂田区域的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厂房,价值约16亿元。另外还有中洲控股拿下观澜片区的永勤玩具厂房;卓越集团拿下新会展中心片区的兴英科技厂房,对价高达38亿元;来自广州的房企合景泰富则拿下坂田片区的中坡电器厂房。

这些工业厂房在不久的未来,就将成为房企的可售或自持项目,连同写字楼、长租公寓、购物中心等大宗物业交易类型产品一起,成为在深圳房地产行业中竞争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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