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机四伏的新加坡,看亚洲各国的命运转折

2019年,是许多亚洲国家或地区命运开始改变的年份。
 
亚洲地区稳固了近60年的财富分配等级,悄然开始出现变化。
 
在亚洲,站在金字塔塔尖的一直是最早完成工业现代化转折的日本,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完成了国家命运的升级,二战虽然战败,但早领先其它亚洲国家前面一大截,工业化人才底子都还在,二战后经济借朝鲜战争重新起飞,遥遥领先亚洲各国,现在还占据着汽车制造(最重要)、医疗科技、光学等美国主子允许他开发的民用高利润产业,日本的工业科技实力非常强,又有很深的危机感,如果放手让日本在军工同西欧、北欧国家自由竞争,用不了几十年,这些国家吃饭的家伙就会玩不过日本。
 
在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呆在第二等级,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从60年代开始腾飞,其中台湾和韩国走的是抓住发达国家淘汰下来的工业产业链完成升级,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是拥有巨大的地缘优势完成经济起飞。
 
在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之前,所有的人、货、钱唯一进出的通道就是香港,香港是整个中国对外窗口,因此香港得以富甲天下,1990年时,香港富裕到这么小一座城市,GDP相当于全中国20%,1997年回归时,还约为全中国GDP的18.6%,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路昂扬向上,大陆各港口城市逐一对世界开放,人、货、钱不用再经香港,香港GDP占比就一直在下降,2003年时下降到11.5%(但还是非常强大),2008年就只占5%,2013年只仅3%,2018年仅占2.78%,被北上广深四城一一超越,重庆、武汉、成都等又在后面追赶,香港将逐渐在体量上渐渐落后于内陆各一线城市。
 
香港平均3%的经济增长率放在全世界也是很优秀的数据了,但中国大陆浪费了开国好长一段时间,实在憋了一口气,发展经济时的疯狂表现是全球近三十年最癫狂的区域,没有之一,香港才会显得越来越不重要。
 
新加坡的地缘优势则在于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我在《中国石油战略》一文里详尽地介绍过,世界约60%,中国约80%的石油运输,大多要经过新加坡的。
 
下面我放一张今天(2019年8月10日)的亚洲船舶卫星定位图
 
这张图密密麻麻的绿色圆点代表在亚洲地区航行的船只,这张图其实就是亚洲的财富流动图。(也可以侧面反应日本经济多发达)
 
大家看图中西部区域最重要的两条绿线,一条来自非洲,一条来自波斯湾,中国要从波斯湾(比如沙特、伊朗)和非洲(比如安哥拉)大量进口石油,同时会将中国出口的大量工业制品输向世界各地,其中喉咙地带刚好是图中央的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就在这个咽喉地带。
 
大家可能有疑问,马六甲海峡长达1000公里,海峡两侧一路下来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三个国家,凭什么只有新加坡一家发达,成为世界第一中转站?
 
 
印度尼西亚只能怪命不好,他们这一线的海岸线暗礁多、海水浅,不适合大型船舶停靠,新加坡对岸就是印尼的廖内群岛,可惜就是地理环境太差,只能眼红新加坡人发家致富,自己困守在这里。
 
殖民地时期,眼光毒辣的英国人在马来西亚沿岸建了三座港口,英国人在海洋领域非常专业,这三个港口选址精准,分别是槟城港、马六甲港、新加坡港(上图三个黑点处),槟城由槟岛和一块陆地组成,槟岛太小,只有295平方公里,只有新加坡四分之一大,而且它所在位置航道太宽,不是必经之地,船开到槟去中转要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这个港口就没什么生意了。
 
马六甲港做不大是因为它是陆地,而不是岛屿,靠近陆地的岛屿本身就是最佳的天然良港。
 
大家平时讨论新加坡时,都忽略了新加坡其实是与马来西亚隔着一小片海峡的,并不是连在一起的。
 
 
新加坡就是一座岛,整个国家就是一座海岛型城邦国,也可以说整个新加坡就是一座海港。
 
它本来应该扮演马来西亚国家海港的角色,马来西亚居然不要它!
 
564万新加坡人做梦都要笑醒。独特的地理优势让新加坡年吞吐量超过一千万标准集装箱,每年期货交割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为了结算货物,物流中心一定就会变成金融中心,结果有几千家外资银行入驻新加坡,几十万人为物流等提供金融服务。
 
新加坡靠着这个世界上最优质的地理优势,光是收过路费都要富得流油,人均GDP6.46万美元,人均富裕程度排在卡塔尔跟卢森堡后面,是世界人均最富的第三国。
 
在亚洲,香港属于中国大陆的政治港口,新加坡属于全亚洲的物理港口,所以这两个地方才会在过去60年富成那个样子。
 
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后,香港政治港口的位置渐渐失去,香港具有宏大战略眼光的特首董建华没有斗过传统地产势力,错失转型成科技城市的历史机会,香港从此经济跟不上时代发展,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
 
新加坡这边因为不像香港搞民主制,受到的牵制较小,行政力量要强大得多,同样面对房地产商,政府分分钟搞定这帮贪婪的商人,敢不服?只需一波强推组屋(相当于香港的公屋),就把房地产商放倒。
 
香港目前有80万个公屋单位,40万个资助房屋,和16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公私比例是4:6。
 
新加坡有101个组屋单位,37万个私宅单位,公私比例是7:3。
 
搞到现在,新加坡82%的国民住在组屋,人均居住面积30平方米,香港只有44.8%的人住在公屋,人均居住面积14.96平方米,而且香港的公屋质量跟新加坡的组屋根本没法比。
 
搞民主制的香港被房地产商深深绑架导致民生艰难,搞李家城的新加坡直接收拾房地产商大建组屋人民最终安居乐业,结局真是魔幻。
 
更魔幻的是,为了保持住新加坡的高质量生活,不让中国大陆崛起伤害到新加坡利益,拥有74.2%华人的新加坡,开始拼命给中国大陆挖坑。
 
号称“小国大政治”的新加坡给中国大陆挖的第一个坑,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中国一直想在巴基斯坦建瓜达尔港,这里水深14.5米,能停靠装满中国石油的8-10万吨油轮,是巴基斯坦唯一一个适合大型船舶进出的港口,如果从这里将波斯湾的石油从巴基斯坦直接经陆路运回中国,5天可直达新疆喀什,进口石油从沙特到上海的时间也将从25-30天缩短至12天,不用再经马六甲海峡(详情请看《中国石油战略》,不重复了),2002年开始中国派工人在这里建设一期工程,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2007年赢得瓜达尔港40年运营权,但一直将瓜达尔港弃之不用,以拖延中国石油路线大战略,2013年2月,眼见瓜达尔港就要被荒废,忍无可忍的巴基斯坦政府强制收回运营权,将瓜达尔港转交给中国政府。
 
为了阻止中国瓜达尔港的顺利推进,由美国资助的部分恐怖分子至今还会在俾路支一带惹事生非。
 
新加坡给中国大陆挖的第二个坑,是想办法影响中国政府战略,阻止上海洋山港崛起。
 
从上海转运货物到日韩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还可以沿长江将货物以极低的成本运到内地,可以说上海是中国水运系统的最黄金位置,物流发达将致金融发达,这将削弱新加坡在亚洲的核心位置,因此在1990-2000年早期,新加坡一直在遏制上海发展。
 
新加坡高层先一通吹捧中国,获得开办中国高级干部学院的机会,影响中国政府许多重要决策,接着想尽办法挑拨上海与中央的关系,使上海深水港的项目一度被取消,转而投资发展天津港,2007年上海干脆自己花钱初步建好洋山港,2012年就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随后上海为了港口更好发展申请自贸区,又被新加坡从中作梗迟迟未通过,李总理上任后不到一周便通过上海自贸区申请,严重打击到了新加坡的发展。
 
新加坡之所以费尽全力阻止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因为自身特殊的经济利益,也因为他们是美国的铁杆同盟。
 
李光耀2011年曾告诫美国:必须在接触和孤立中国,这一根本问题上作出选择,不能两者并用。
 
为了扼住中国发展,表面上新加坡与美国不是正式军事同盟关系,李光耀却主动邀请美国前来驻军,2000年4月美新两国海军就签署了协议,让美国海军使用樟宜海军基地,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现在也一半是美国空军基地,部署着最先进的F35战机,如果中国对台湾地区用兵,新加坡一定会听从美国指挥,切断中国石油供应,因此是中国心腹大患。
停靠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的美军濒海战斗舰与导弹驱逐舰
 
为了教训新加坡,给中国布置安全的战略空间,中国向新加坡一共打出了三张绝杀牌。
 
第一张牌是通过跟巴基斯坦沟通,要回了瓜达尔港的运营权,让中国大量波斯湾的石油以后不用再经马六甲海峡,保证石油安全。第二张牌是全面建设上海洋山港,洋山港的现代化让上个月来访的柯文哲“感动震惊”,洋山港建好后,直接采用智能化管理,用无人驾驶车辆运货,集装箱装卸货物时现场看不到几个工作人员,运货效率比传统海港提高了30%,逼得新加坡运货量大幅下降。
 
第三张牌最狠,上海再牛逼也没有马六甲海峡,新加坡的黄金地位不可动弹,那怎么才能打得新加坡这位美国的忠臣小弟服气呢?
 
基建狂魔中国想了一想,决定直接在马六甲海峡再建一个新加坡。
 
新加坡的优势不就是因为它在马六甲有一个独立的海岛吗?OK,我们跟马来西亚政府谈妥,在离吉隆坡150公里处,新加坡西北面300-400公里处,建设一座深水海港皇京港。
 
 
这个港口由中方投资72亿美元,分为四大岛屿,由三个人造岛和一个自然岛组成,占地1366英亩,一个用于停泊大型舰只,一个用于停泊游轮,一个用于旅游观光,一个用于金融服务。在陆地上,还将修建从中国连接东南亚到皇京港的高铁。到时候,来自东亚、东南亚、中国,甚至俄罗斯的货物贸易,都直接绕过新加坡,走皇京港。
 
新加坡得知皇京港开建后十分抓狂,几度企图挑拨中马关系,可惜中国早已和马来政府深度绑定,建立中马港口联盟,中国的大连、上海、宁波、钦州、广州、福州、厦门、深圳、海口、太仓跟马来西亚的巴生港、马六甲、槟榔屿、柔佛、关丹和民都鲁进行合作,包括技术转让、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培训等,中国在港口技术、货运代理、集装箱中转等方面处于先进地位,将对马来西亚给予更多帮助。
 
 
皇京港开通后也将成为马来西亚最大港口,马来西亚面对厚利,无论美国和新加坡怎么离间,都难以改变主意了。
 
由于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最后目的大多都是中国,皇京港建成后,停靠新加坡港的船只将减少80%,这才是对新加坡的致命一击!
皇京港建成示意图
 
2019年第一季度,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1.3%,到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仅为0.1%,新加坡经济正在一路走向下滑,而真正当2025年皇京港建成之日,就是新加坡经济血崩之时。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写过的《地缘之战:即将衰落的韩国》,应该记得我不太看好韩国后面的发展,毕竟韩国那么依赖半导体市场,而在昨天《日经中文网》报道,森国化学社长森田康夫表示,中国生产的氟化氢质量不够好,故日本将于2019年内将在中国浙江省工厂启动高纯度氟化氢生产,工厂是中国企业的合资公司,双方均摊100亿日元的投资投资额,今后可以从中国向韩国供货。
 
森国康夫说,韩国的半导体正在向中国转移,所以我们要向中国靠拢。
 
韩国对高纯度氟化氢高度依赖,其中日本占其60%的份额,现在日韩正将半导体贸易战打得火热,日方却将半导体的关键钥匙之一交给了中国,联想到8月10日(就是今天)与日本外务次官秋叶刚男在日本举行新一轮中日战略对话,这是时隔七年后,中日第一次重启对话,而日本商界马上给出极大诚意。
 
我不得不怀疑,中日双方正在瓜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高端产业链利润,开始联手打压二三线工业国或地缘国。
 
大树底下无美草,一将名成万骨枯,中国的崛起首先就会将原本“亚洲四小龙”一一拉下马来。
 
回到我开篇说的,亚洲各国或地区的命运,在2019年将发生重大转折,一些亚洲一线国家或地区将降为二线,而一些加入中国利益链的国家或地区,将会缓慢升格为一线。
 
中国和日本将暂时联手站在亚洲的最顶峰。
 
新加坡、香港将从2025年后从一线降为二线。
 
韩国将会因为在半导体、汽车开始退守有降为二线的危险。
 
越南、马来西亚将因为参与中国大战略或者因为产业链转移获益。
 
印度还将享受一段巨大的人口红利,他们能不能在未来二十年完成国家升级还很难说。
 
简单点说,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将会受益,而还在死抱着美国大腿处处与中国为难的国家,将会受到我们的降维打击。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东亚还是会回到以中华文明为首的正常秩序上来,那些还在等着西方世界施舍的国家或地区,终将会面临被现实淘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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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子战争,美中日三国大博弈

这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闹心。民主党内几位总统候选人的民调支持率,都高于特朗普,如果民调是准确的,那么,这个结果就意味着,民主党内的这几位总统候选人,都可以击败特朗普——当然,民调也经常不准确。
回顾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希拉里获得美国东、西海岸人口大州的支持,连她自己都觉得胜券在握,但是,万没想到,美国中部地区的州,力挺特朗普,在选举人制度下,特朗普最终成功问鼎总统宝座。可以说,农业州的支持是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特朗普的这个优势,由于跟中国打贸易战而不断丧失。中国自2017年开始,就减少了对美国大豆的进口,2018年,更是惨不忍睹:2018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出口额仅有区区59亿美元。2019年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特朗普坐上总统宝座的这几年,美国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一年不如一年。
美国农业州苦不堪言。
中美贸易战打响之际,也是美国农产品的暗黑时代到来之时,价格一路承压。所有的价格走势,归根结底,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在需求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如果需求无法弥补,价格必然是下跌的。
这是一种基本规律。8月1日,特朗普宣布,他将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迅速作出回应,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
大国交锋,豆子洒了一地。

 

甚至,连今年播种期遭灾最严重的玉米,也不断创出新低。为了减少政府对农民的补贴,美国农业部在8月12日下调玉米种植面积的同时,却在玉米优良率大幅低于往年的情况下,上调了单产,同时上调了库存,这种做法在美国国内立即遭到强烈质疑。因为,今年是美国自2000年以来,玉米种植进度延迟时间最久的一次,无论是种植面积、生长优良率都非常低(一直徘徊在57%附近,处于历史低位),美国农业部却在如此糟糕的数据基础上,上调了玉米的单产(这也埋下了一个伏笔,一旦中国开始大量购买,美国农业部马上又会下调单产推升价格)。归根结底,是失去中国这个大买家之后,农产品卖不出去,为了减少政府补贴,只能玩这种把戏了。
但问题是,这样玩的最终结果,必然会伤害到特朗普的支持率。而这恰恰是中国棋局中最狠的一招,以豆击石。
豆子,特朗普心中最红最红的那颗豆子,帮助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的豆子,正在成为他心中沉甸甸的石头。无奈的情况下,8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特朗普政府会推迟对某些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关税的日期,这些产品包括笔记电脑和电话等。
特朗普想以此换取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

 

但中国并没有流露出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是真急了!
随后,日本共同社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直接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购买金额庞大的美国农产品。据悉,特朗普要求日本购买美国的大豆、小麦等特定农产品,而且这些农产品采购是在目前的美日贸易谈判框架之外的。在对华出口因贸易战剧减的情况下,美国要求日本来填补需求缺口。
日本跟美国已经打了几十年的贸易战,可谓久病成良医,要让日本填补中国的购买缺口,而又不想给日本任何好处,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而且,日本对一次又一次遭到美国粗鲁无礼的对待也颇为不满。安倍上次去美国访问的时候,被晾在红地毯外面的凄凉景象令日本人极为受伤,连个“牛夫人”的称谓都没有,现在有求于人家了,就开始冲着人家叫“小甜甜”,让人家大量买豆豆,有那么容易的事吗?

 

安倍是一个非常能够隐忍的领导人,在隐忍的背后,是一种智慧的较量。他不动声色地为日本争取利益,尽管个人在面子上屡屡受损,依然默默地据理力争,如果能够看懂这一点,就会懂得这种隐忍背后所包含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不是特朗普这种奸商出身的总统所能理解的。连G20峰会这样重要的国际会议,也只用少量资金就能搞定的日本,不能不令对手敬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甘愿个人面子受损者,一定是让智者望而生畏的对手——内心足够强大,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在美国的强压之下,日本肯定会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农产品。当然,日本为了避免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同时,伤害到本国农民的利益,一般会用变通的办法来应对,那就是把购买的相当一部分农产品,援助给非洲等国家,既赢得非洲人的好感,换取非洲的矿产品、市场等等好处,也避免伤害到本国的农业,同时还给了美国人面子。
很多人动辄嘲笑安倍,实际上,在大国博弈中,安倍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真正对付得了特朗普的领导人。面对守卫森严的日本市场,美国的商品迟迟无法进入,而日本的汽车等产品,早已经牢牢占据美国的市场。在特朗普一次次通过羞辱对手的方式,获得面子上的满足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在跟日本的对弈中处于下风。
现如今,豆子已经成为特朗普最大的一个心病,对日本则不是,对安倍也不是,它是安倍的筹码,安倍将用它,打开另一个新棋局。
学习强大的对手,才能战胜更为强大的对手,最终成为真正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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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和纽元,逻辑告诉我们泡沫这件事情终将是不可

David Hisco直接给出了我们想知道的所有答案~真正推的nzd资本流入的全路径,银行家和rbnz很清楚汇率的走高是个不可持续的错误,无非是谁先去戳破而已

新西兰最大的澳新银行CEO,David Hisco 我的结论很简单:强劲的新西兰房地产市场和新西兰元都不可持续。

自从我1980年进入银行业以来,当下的情况(房地产和汇率过高)以前就曾经出现过,当然最后的结局也都必然注定是一样的结局,或许曲折的过程会有所不同,但是最终都会是一地鸡毛。

现在的情况可能会稍有不同——前所未有的低利率水平、奥克兰大概每天能够新建40套房屋但整体的需求却有60套每天、一些主要的贸易伙伴经济通缩、英国政局动荡、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银行业暴露出问题……在快餐媒体时代,很多决定都没有经过对基本面细致的研究,举个例子,房地产市场会发生且正在发生后退。

新西兰联储副主席Grant Spencer说要解决奥克兰的房价问题就要团队合作,仅依靠央行是做不到的,他是对的,而且他还建议要同时采取可行的移民政策措施,而我们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急需改善。反对党认为必须加快房屋建设速度,听起来似乎是没有毛病的,但是前提是要有资源,还要得到许可。而对于奥克兰议会来说,他们提出了一致计划来支持房地产扩建,虽然合乎逻辑,但是难以被接受。首相最近被联储告知央行收紧LVR贷款价值比率,但是央行并没有马上实施,可能是为了证明不受政客操纵。

低利率水平是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因为新西兰人不怎么存款,银行只能去海外融资提高自己的放贷能力,而且除非是央行想要付出更多代价,否则银行只能向海外无休止的融资。银行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可以维持现有的大量贷款的情况。

【怎样解决问题?】 澳新银行面临的问题其他银行也有,解决问题有很多方法,打破僵局需要各方合作。要做出改变,做出改变……首先要提出一个各方都适用的建议,然后用强制性手段保证实现。

财政部长English在参加ANZ的预算早餐会上说的很直接:当前奥克兰的房地产市场过热,一些投机者最终会赔钱的

 “薪资增速远远跟不上房价增速,所以房价上涨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房地产市场发生问题不是如果,而是100%的事情,问题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市场会开始调整而已

这可能是真的,而且新西兰的问题远不止房地产一个。纽元升利好出境游的同时损害出口,对乳制品行业丝毫没有帮助,还会降低新西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澳洲经济疲软,加上大宗繁荣已是尾声,导致澳洲非常脆弱,在纽元和澳元的平价预期下,澳洲人在通过更便宜的渠道购买商品之前还能支撑多久。

这样脆弱的结构就如同地平线上已经乌云密布,一旦发生,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用人单位开始裁员,因为出口到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正在下降,那些人将无法负担他们的抵押贷款,这时他们会卖掉自己的房子。如果失业率的上升和纽元贬值同时下降,那么海外投资者将兑现自己在新西兰的资本收益,而这将会发生可怕的踩踏。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用人单位开始裁员,因为出口到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正在下降,那些人将无法负担他们的抵押贷款,这时他们会卖掉自己的房子。如果失业率的上升和纽元贬值同时下降,那么海外投资者将兑现自己在新西兰的资本收益,而这将会发生可怕的踩踏。

 

婴儿潮一代已成为当下最主要的房地产投资者,很快就会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出租物业的业主在这里无论是找不到房客,或租金不能覆盖抵押贷款。工资和薪水几乎没有改变,而房屋价格上升 – 这无法继续,所以房地产市场发生问题不是如果,而是100%的事情,问题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市场会开始调整而已。

新西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许多国家相比我们已经走出了全球金融危机。但逻辑告诉我们资产泡沫这件事情终将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业主会发现,越来越少得可怜的收益率是不值得的,也不是留下空置的房屋,他们会开始卖出房子,并尽可能的将到手的资本收益落袋为安。没有人知道市场的顶部,但是,众人都知道从来没有人因为落袋为安而破产的。该解决方案可能在于如果直接拉爆了高杠杆的投机者,那毫无疑问必然会引发其他后果。但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些如下的防御措施,包括:

重加大对房地产投资者LVR的限制。央行最希望的房地产投资者在全国各地拥有未来40%的存款。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去更努力,并要求60%。几乎一半的房屋销售在奥克兰是物业投资者。把他们挤出市场将是不受欢迎的投资者当中,但最终可能会做他们的忙。当然,这意味着更少的业务对我们的银行,但现在该解决方案呼吁大家进行调整。

让纽元贬值。央行应该着眼于削弱纽元,使我们的出口行业的竞争力,这将是支撑就业的关键,从长远来看,贸易需要平衡。澳大利亚联储已经研究的非常规措施来做到这一点。纽元维持过高的汇率时间越长,我们丧失的机会会越多,最终慢慢迈向缺乏竞争力导致不断上升的失业率,而这和不断上升的房价不能共存。

由银行放贷标准收紧自愿,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银行一直较为保守比以往放贷。但目前的情况会看到澳新银行实施更严厉的标准,投资贷款房价通胀从奥克兰蔓延到其他地区。

审查移民政策,移民对新西兰已经很大。我们是一个和谐,多元和包容的社会。但奥克兰的住房,道路,公共交通和学校都疲于应付。让我们对使用的事实,而不是妨碍移民,看看我们是否应该按暂停键一个诚实的和明智的辩论。

有很强的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增长的地区。我们似乎总是打在这个国家依靠官僚公式制定出需求迎头赶上。有聪明的方式来资助的基础设施,可以传播成本代代相传,如果我们选择走那条路。

低利率给借款人让他们去偿还债务,降低未来偿还的压力,这是投资者应该做的,而不是利用低利率去把它当作一个发财的机会,把金融的杠杆用到最大。现在是新西兰需要做出非常仔细的选择的时候,如果还想继续作为世界上性能更好的经济体之一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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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忽略了新闻联播传出的信号

最近hk的事,让所有中国人受到了刺激,包括高层决策者。

新闻联播时长39分钟。

第一条就是强调让2亿穷人能住得起房子,安居乐业。

第二条是强调政治学习和思想统一认识。

然后剩下的都是hk混乱的事情。

很明显,这次HK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第一条。

01

看了住建相关报道,积极性不同于往,这次强调的是顶层设计。

一直以来,中国内地房地产的老师,是香港。

说起香港,不得不要提“土地爷”霍英东。他有一套四两拨千斤的本事,叫“卖楼花”。

1954年,他用100万不到的本金,在一年时间里盖好并出售了100余栋四方街唐楼和香槟大厦、蟾宫大厦,净赚1000万港元,连他自己都没料到。

这招一出,地产界啧啧称奇,争相效仿。

1981年10月12日,霍英东陪一位中央领导视察,途中聊到中国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搞了半辈子房地产的香港商人霍英东,说了一句令领导震惊的话:

“人一出生,国家就欠他一套房,怎么得了?

然后向领导当面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建议。

这次会面为之后房地产行业的顶层设计埋下了重要伏笔,同时也被当作推进改革开放的十大贡献之一。

上海,是第一个引进香港土地制度的城市。

为了体现国际化,当时的土地出让文件由一位香港的年轻建筑师进行翻译,他的名字叫梁振英。

40年后的今天, 香港房地产模式产生了连政府也没有预料到的后果——

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了。

02

香港首先吃了房地产带来的恶果。

在2009年,86岁的李光耀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提起李嘉诚,一脸不屑地评论道:

“他制造了什么行销世界的产品了吗?没有!

李光耀判断的没错。

以李嘉诚为首的四大家族,通过房地产,控制整个香港的金融、电力、码头、电信。

700万香港人只能乖乖地源源不断输血给他们。

曾经有一个人想极力反抗这种强大势力,他叫董建华。

但是时不与他。

1997年,为了解决房价过高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八万五”计划。

因为金融危机,失败。

1999年,他想搞新科技,推出数码港计划,代替房地产。

因为互联网泡沫,失败。

力挽狂澜,却无力回天。这就是香港的宿命。

因为房地产,香港没有一家互联网企业。

因为房地产,中国的芯片之父张汝京还被赶走。

因为房地产,茶餐厅,香港美食之魂,正在被逼关门。

因为房地产,就算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30多岁,还住在和父母的房子里,还是上铺。

这是典型香港一家八口人: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4个6个月至14岁的子女,居住在面积10平方米的房间内。

所以,现在香港年轻人,打个炮都要到外面钟点房排队。

给上海翻译土地出让文件的那位建筑师,也就是当年特首梁振英,

他表示:我用启德机场的土地储备,给大家盖楼,解决住房问题。

现在盖好了,二十万港币一平。

所以,你在干嘛呢?

很多东西表面看起来像是当前的问题,但本质却是在为历史还帐。

这个月,出现大量废青,他们上街,打砸、暴力宣泄。

他们为何肆无忌惮疯狂?

因为他们没啥好失去。

03

在上世纪50年代,那时的新加坡住房问题,跟现在香港差不多。

50多人挤在一个二三层楼的商铺房里,或是住在临时搭建在肮脏下水道旁的棚屋里,居住环境十分恶劣。

一次,李光耀在经过一个正在发生骚乱的街面时,看到一个人从楼上跑下来艰难地把他的电单车搬到楼上去。

这时,李光耀深深认识到:

“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

如今的新加坡,年轻人没有住房之忧,也没有贫民窟,更没有鸽子笼、发水屋、㓥房。

它真正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

2018年香港人均GDP4.89万,而新加坡人均高达GDP6.43万。

四大家族给香港的年轻人留下了猪笼房,他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还成了国人眼中的废青;

李光耀不但给新加坡年轻人高端制造,港口中心、物流中心,还有各种廉价保障房。

孰高孰低,立见分晓。

结语:

来中国的住房模式,会是什么样子?

大部分人住政府建造的组屋,费用低廉。

少部分有钱人买昂贵的商品房。

这是真正的计划和市场的完美结合。也造就新加坡住房制度是世界上最成功的。

我猜测未来,中国将会形成一套以新加坡为师而兼具“中国特色”的住房模式。

耕者有其田是建国的方略,居者有其屋应该是强国的方略。

过几年回头看,说不定我们要感谢香港的年轻人,他们无意中促进了大陆房地产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正所谓,危机倒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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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挂的利率和被挟持的联储

美国两年期与十年期利率于8月14日出现倒挂,这是雷曼危机以来之首次,市场担心一场经济衰退已经逼近,美股遭到抛售,全世界几乎所有风险资产价格都面临强烈的下行压力。

从统计数据看,当两年期与十年期国债利率倒挂出现后,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是100%,出现的时间点则介乎9-36个月。这项指标在方向性上的预言是准的,时机的预言上就没有那么准。其实这轮美国经济扩张周期已经是历史上最长命的了,经济进入衰退只是时间的问题,根本无需利率倒挂来告诉我们。

从经济学角度看,利率倒挂对衰退的预测能力应该是减低了的。2009年起美国联储先后进行了三轮QE和一轮OT,释放出巨额的流动性,其中大部分滞留在债市和债券衍生产品上。这些流动性将国债利率大幅拉低,长债端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目前十年期国债的利率远远低过历史平均水平,甚至远远低过QE之前的历史低位。换言之,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令利率水平(尤其是十年期国债)失真。此时的利率倒挂,未必可以和过往历史上的场景一对一地作比较,因为长债利率不仅反映市场对增长和通胀前景的判断,也受到量化宽松政策的干扰。

更有趣的是短端利率。两年期国债利率对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势最为敏感,而货币当局与市场对经济前景的认知不同,于是出现利率前瞻性指引与期货市场所反映的市场定价有明显的错位。联储同意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下滑,但是那是超高增速后回归正常速度,就业市场依然强劲,所以消费乃至经济整体都不至于太差。联储在七月减息,是因为贸易环境等外围不确定因素,这一点在例会后记者会上鲍威尔讲得很明白,言外之意是联储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并不打算开启一个新的降息周期。

市场则认为,货币当局在判断经济形势上已经落后于现实。国债利率在鲍威尔发言之后出现连续和大幅的下降,但是受到政策指引的制约,两年期的利率下降得少过十年期,倒挂于是发生了。

鲍威尔谈话之后,美国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总统特朗普不仅指责鲍威尔的利率政策,更在贸易政策上连出大招,制造新的外围不确定性。然后国债市场走出一轮罕见的牛市,资金用钱投票赌联储会改变主意,股市动荡。鲍威尔说要关注不确定性,于是白宫在贸易领域制造不确定性,华尔街在金融领域制造不确定性,逼联储就范。

笔者认为,联储对美国经济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只要收入增长可以维持,消费不会太差,经济暂时见不到明显的硬着陆风险。美国经济肯定已经进入了下行周期,只是还没有一个催化剂让信心大跌。如果贸易和市场领域不断玩出新的花样,衰退发生的机会就上升了。

如今倒挂的,不仅是国债利率/收益曲线,联储也被倒挂在半空,其货币政策为白宫和华尔街所劫持。这种挟持在去年第四季度发生过一次,先是白宫在贸易政策上发难,接着市场寻死觅活的,最后联储在政策上作出U型改变。看看这次鲍威尔有没有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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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曾谈香港::不相信民主带来进步 台下大乱

李光耀1992年在香港大学,港督彭定康以港大的学督身份出席主持问答时间。不过李光耀总共只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彭定康提出的,彭定康问:英国在之前五十年撤出亚殖民地的过程当中,李光耀在其中有受到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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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总的来说,(英国去殖民地化)这个过程令人失望。我记得当年在英国念书攻读宪法课程时,授课老师是一位杰出的教授,他也是邱吉尔内阁的成员,他用斯里兰卡作例说明理想的民主转化进程应是什么样子的。

早在1932年斯里兰卡就已经首次进行市政选举,选出首都可伦坡的市长及市议员。当时乭伦坡有两所大学培养专业人士及行政官员,(独立前)斯里兰卡的经济也很好,所以当时斯里兰卡有着天时地利(在独立后)发展繁荣,当然,我指的是1947年斯里兰卡刚独立时的情况,当时印度刚刚陷入混乱分裂成巴基斯坦和印度。我从不相信民会带来进步,我认为民主只会带来退步,我年复一年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每两年我会和英联邦的首脑们会晤,这种退步本来可以不用发生,英国在统治这些殖民地的时候,从来不推行一人一票,一人指的是英国总督一人;一票指的是英国殖民政府一票,公使或总督的话就是法律,有时低阶殖民地地方官员的话就是地方法律。

美国对于宣扬民主和人权有不一般的热忱,这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倒台,但这会导致一种错误认知,认为对欧洲社会有用的民主制度,和在韩国与台湾勉强适用的民主制度,可以普世的套用在其他不同国情的国家身上。什么才是一个好的政府?好的政府是人民的托管者,不管你是总统或者君主,但无论如何不会是短期的上台者,短期执政者只会趁机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这种情况在好多国家都出现。

所以,如果你问我对于去殖民地化的民主进程的看法,我认为他们是冷酷的。西方的政治学者们从没有在这些社会居住过,他们并不了解这些地方需要的是经济的发展进步,和大批的受过高教育的中产阶级,这样才可以支撑维系起一个民主社会。当你有六、七成的民众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向英国让步,可是问题是英国并没有足够的军事或经济手段威胁到中国,那中国就不怕比尔克林顿这小子找我麻烦,彭定康这小子只能打嘴炮表示一下愤慨,但克林顿却可以中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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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为什么瞧不起曾国藩?

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

本文摘自《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张宏杰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2014年5月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29、34页,岳麓书社,1999年。]。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身上没有一点“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却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

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

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 张基亮:《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

也就是说,委任明达干练之人,仿效戚继光练兵之法,练成一支精兵。所费既省,一遇缓急,又比从外省调来的“客兵”管用。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两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词(“仿前明戚继光”)如此相似,说明“湘军”的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应该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后的产物。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应。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他的帮助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至关重要。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十分感激。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划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我们可以参考左宗棠在湘军成军之后写给胡林翼的信中生动描绘的场景,来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状态:

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伊却自笑云:坏了几分矣。以后若再好几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说,曾国藩才能短浅,书呆气重,又没其他人相帮,所以全赖他处处出主意。好在曾国藩毕竟为人老实,“肯听话”,在他的指导下,诸事还算颇有起色。湖南官员们终于不再嘲笑曾国藩是书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扌耆,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令曾国藩万万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澧华:《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及其关系》,《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原来如此无足轻重。这令他深觉伤心。

不过如果能预知后来左宗棠加给他的种种难堪和伤害,曾国藩就会发现这次回绝实在已经是太客气了。

如果说初次见面,左宗棠认为曾国藩缺乏才干是因为对曾氏缺乏了解,那么,合作数月后,左宗棠应该充分认识到曾国藩刚健有为、英明强干的一面。然而他却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仍然这样低。这就不仅仅是“恃才傲物”所能解释的了。

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许亦极高,他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还在学生时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惊诧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啊!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爱吹牛,爱自夸,“喜为壮语惊众”[ 《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也不刺耳。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自视如此之高,现实却不给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个触不得的痛点,那就是科举。他中举之后,本以为取进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个举人却成为他功名的顶点。在这之后,六年之间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这对本来一帆风顺的他是一个极大打击,一怒之下,他当众发誓此生再不应考。

然而,在传统时代,像左宗棠这样不中进士,又不肯走捐官之类的歪门邪道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与官场绝缘,也实际上就等于断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梦。腹中再多韬略诗书,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家贫,他早年入赘到妻子家中,这在传统时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为尴尬的事。他本来以为自己能早早科名发达,摆脱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这种倒插门生活一连过了许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却伴着“赘婿身份”、“连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于一体。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缒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

虽然下意识地对曾国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奇男子,伟丈夫。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见,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国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是光绪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追忆此事道: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就是说,左氏来到船上,看到刚被捞上来的曾国藩气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还沾着河里的泥沙。左宗棠责备曾国藩此举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

曾国藩尴尬羞愧,只能闭目不语。等左宗棠说够了,才睁开眼睛,让人拿来纸,写出所剩军火的数量,请左宗棠帮他查点一下。

应该说,左宗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胜败兵家常事。初遇失败就要自杀,这实在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心理素质。左宗棠挺身而出来看曾国藩,是情;大义凛然责备曾国藩,是义。这样看来,左氏此举,诚可谓情义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恰当而完美,他的回忆其实有所避讳。李详《药裹慵谈》中说,左宗棠在这次会面中,曾当面嘲笑曾国藩为“猪子”,也就是湖南话笨蛋之意。如果说《药裹慵谈》是孤证的话,那么王闿运的那句“左生狂笑骂猪耶”则可作为旁证。左宗棠对曾国藩,不但责以“大义”,还曾冷笑讥嘲,破口痛骂。骂他这么点小事都转不过脑筋来,实在笨得像猪。

原来左宗棠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这样“安慰”的。乍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细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气。与以后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的无理谩骂相比,这一骂毕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骂醒曾国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国藩被骂之后,似乎一时并未猛醒,还是默默准备着再找机会自杀。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另一路湘军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然而性格上的冲突却导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后,湘军又连获武昌、半壁山、田家镇三处大捷。在官兵处处望风溃逃、不堪一击之际,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因此难免踌躇满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态,以为太平军可举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观的左宗棠却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将士皆骄,是军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转衰之机。所以他致书曾国藩,批评他存在轻敌思想,说湘军此时“将士之气渐骄,将帅之谋渐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闪失。

左宗棠的出发点当然十分良好。但问题是他的书信风格一贯是满纸批评,“书辞傲诞”,把曾国藩置于比白痴强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批头盖脸的训斥。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今昔对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员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养再好,此刻也不免“颇露骄愎之气”。况且壮年时的曾国藩脾气其实也很暴烈,内心深处的骄傲一点也不亚于左宗棠。曾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他说自己:“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晚年他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见他脾气暴烈的一面。)两刚相遇,必有一伤。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所以对左宗棠的几次居高临下式的指点,他一字未回。

刚开始,左宗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继续去信指点曾国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没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国藩生气了。

左宗棠已经习惯了曾国藩的宽厚和包容,他似乎从没有想到过,曾国藩也会生气。因此,发现曾国藩真的不理他之后,也感觉有些后悔。不过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

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问题是,左宗棠的脾气极差,眼光却是极其高明的,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果然大败于江西湖口。太平军烧毁湘军水师战船百余艘,冲上曾国藩座船,杀死他的管驾、监印等官,尽获其文牍。曾国藩仓皇逃跑,“呼救无从”,又一次试图投水自尽。太平军湖口之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西征的整个战局。至此,曾国藩沿江东下的攻势被瓦解,迅速占领江西的计划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败,曾国藩内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国藩。不久,曾国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与江西官员相处不睦,处境极为困难。左宗棠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讥评曾国藩的表现。咸丰六年十—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闻有西安将军衔命来江之说,恐此后日益为难。见与江西大僚构衅已深,倾之者多。将来恐同归于糟而已。”又说:“涤公(曾因藩)年来意兴索然,于人材罕所罗致,所部杰出者颇少。”此外还有“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皆致胡林信中语)等恶评。说到极处,左宗棠更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骂归骂,左宗棠的大局观却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国藩彻底失败,天下大势将更不可为,所以一边讥评曾国藩,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对湘军加以救助。当石达开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担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溃,祸及湖南,他说:“吾为涤公(曾国藩)危,亦为吾乡危”,因此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建议迅速支援江西:“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初赶往江西,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后来又陆继派刘腾鸿、曾国荃、周凤山、王珍等军东援江西,并在接济军饷方面给了曾国藩以慷慨帮助。两人的关系因此又多云转晴,重修旧好。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他把这些话默默地咽了下去,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丰六年,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曾国藩把左宗棠那些刻薄入骨的话全部默默咽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过人的修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左宗棠对曾国藩军事指挥才能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他用兵的长处在于大局观好,老成持重。曾国藩做人以拙为本,在军事上,也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打仗第一要求是“稳”,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兵法·形篇》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于此。

但凡事过犹不及,脚踏实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则,但是兵者诡道也,有一些特殊情势下,也需要敢于冒险,大踏步前进。在这样的时候,曾国藩身上的弱点就显露出来了。他从来不敢出奇兵,用奇谋,因此错失过许多好机会,许多时候事倍功半。

比如后来在咸丰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营,苏州常州失陷的时候,本来曾国藩有迅速扩张势力,一举包围天京的可能。当时苏浙两省大部都已经沦陷。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替他出主意,劝他不要再围攻安庆,而是趁苏省残破,旧有的文武大员下落不明之时,直接以能干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桢、李鸿章、刘蓉等人分领苏赣浙三省的巡抚等职位,利用这些地方的丰厚饷源供养军队,分南北西三路跳过长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开包围。应该说,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点冒险,却也有七成以上的胜算。左宗棠对这个建议也双手赞成,认为江南大营的溃灭,给了湘军以大发展的极好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曾国藩听从胡林翼的建议,也许苏常沦陷以后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后方能逐渐改观。

然而曾国藩对平定太平天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取上游,再规下游”。从长江上游向下打起,一个一个城市拔钉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劝,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扼腕长叹。

曾国藩平生长于自省,因此对自己用兵的长与短,心里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国藩剿捻欠效,在《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摺》中就这样谈到自己的用兵问题: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余年以来,中国人对曾国藩不断进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无缺的圣人。事实上,曾国藩凡事都追求最扎实、最彻底,固然把风险降到了最低,却也大大影响了效率。左宗棠却总是在寻找效率最高的途径,在适当的时候,他绝不害怕冒险。因此,两个人的军事思想经常发生冲突。左宗棠批评“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确有七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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