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底捞的无人餐厅说起

海底捞,是一家经营川味火锅的餐饮集团。它那带有传销色彩的师徒制运作模式,创造出优质的服务和客户体验,于业界独树一帜,在香港股市股价上亦有良好的表现,堪称目前最成功的中餐餐饮企业。最近海底捞再次吸引媒体眼球,是因为它在北京开出了一家无人餐厅。

在这里,洗菜工种消失了,所有菜品出自中央厨房、存于智能仓库,再经冷链物流直达门店。配菜工种也消失了,客人电子屏幕上点菜后,机械臂进行取菜、配送,直送至餐桌上。至于电子支付、刷脸,已经激不起媒体的好奇了。

海底捞以优质、人性化服务而著称,人的服务一直是其最大的亮点,这次它却革了自己的命,此餐厅中见不到人。其结果是,虽然有庞大的前期投入,店中的人力成本大幅削减四分之三,人为错误比率降低九成以上。更重要的是,从制作、配送到客服及质量控制全部数据化、自动化,AI在餐饮业的应用又前进了一步。

无独有偶,上海静安区安装了四十万个感应器,从垃圾清理到火警预防,从水质监测到治安管理,全新的城市管理理念、运作模式正在慢慢形成中。城市管理历来都有主动管理与被动管理两种,AI的应用制造出第三种管理 — 自动管理。AI识别与AI判断,为城市管理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笔者认为,AI应用场景在一些领域已经接近突破前夜,这些AI应用目前依然基于4G的基础设施,但是在5G时代的潜在能量似乎已见端倪。在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AI应用可能带来行业与产品颠覆性的变化。

AI,一直給人以高科技的感觉,也一直受到资金的追捧。的确,部分AI企业具有技术含金量,可能对投资者带来不菲的收益,不过笔者认为它的最大亮点在于赋能,为传统行业、传统产品插上智能化的翅膀,将他们推上全新的生产流程、商业运作和物流管理,提升传统行业、传统产品的效率,降低成本,是所谓AI+。

人工智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红过一次,也曾触动了许多的商业遐想,但是当时因缘未成熟,AI应用无法跟上,最后趋于平静。与三十年前相比数据时代的大环境趋向成熟,基础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应用场景开始具备商业运作的条件,资本市场更加配合。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上仍有明显的不足,但是专利申请上已经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了。根据全球AI指数,中国在全球AI排名上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场景应用、政府战略上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了。这是一个中国具备弯道超车的新经济领域,也可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构筑出新的亮点,但是AI究竟能为未来中国带来多少惊喜,笔者看来取决于它对实体经济的赋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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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中国经济“踩着刹车下坡”

中国经济的短期判断聚焦在房地产的韧性能否持续这个问题上,2019年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高达9.9%,房地产累计在建面积为79.79亿平方米,相当于建成后能够容纳2亿人口居住,今天的中国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地。2015年4季度至今,本轮房地产韧性已经坚持了四年一个季度,在今年它面临两种可能:一是韧性继续保持,二是韧性变软。按照中国俗话“独阳不生,孤阴不长”,后者发生的可能性显然超过前者。

如今中国经济就像“踩着刹车下坡的超载重卡”,经过经年累月地加杠杆,车上载着的是堆积如山的债务,且坡度渐陡(潜在增长不稳态)。在下坡的过程中必然是充满风险的,如何平稳地下坡,既考验刹车片的技术参数,更考验司机的技术。

什么时候在这个坡上撒点土,增加路面的阻力,保证车不失控,这可能就是工作节奏的把握,需要动态观察整个经济中情绪和人心的变化。两年前中国GDP增速从从7%下降到6%,引起专家学者的激烈争论,但是大家逐渐接受经济增速下降的事实,未来GDP增速不可避免会进入“5时代”,我认为,既然难以回避,就不能抗拒,而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辅以逆周期调节手段,如果大家人心惶惶的话就撒点土。如果大家都很平静地接受了,各方面都在主动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为,不妨让它多跑一段时间,没有必要主动干预。因为过去一年的准备工作从政策、改革,到思想理论,再到四中全会的组织治理保障体系的建立,其实对整个过程的保障是比较充分的。本次毛振华教授所作的报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是这个报告真正的价值所在。

中国经济接下来面临的阶段,不是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所能改变的。诚如总书记在去年10月1日《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历史性文章所说“刀刃向内,壮士断腕,我党要敢于放弃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才能保证我党的执政安全、执政的长期性和执政的生命力”。这实际牵涉的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要有决心并有执行力,推动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由政府释放给民间,释放给市场,这对稳预期对于推动全社会资源配置,释放市场活力都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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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寻求增杠杆–英伦探索降利率

中美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主导了市场情绪,风险资产市场继续增杠杆和增风险权重浪潮,美股三大指数同创历史新高,欧亚多数股市也有良好表现。星期五出炉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数据在高位趋稳和中国GDP数据在低位趋稳,均被投资者认作利好消息,流动性驱动的资产价格上扬冲向新天地。游资众多,美债、欧债均受到追捧,美国重启20年国债。英国经济数据欠佳,英债开始准备英格兰银行减息,英镑汇率下挫。中东局势趋于稳定,中国承诺大量购买美国能源,布伦特石油价格连续第二周下降。市场避险情绪消减,对黄金需求下降,金价跟随美元汇率作下幅波动。美国众议院正式将弹劾条款移交参议院,特朗普的弹劾程序进入下半场,不过市场对此几乎没有反应。土耳其和南非央行宣布降息。

中美两国签署阶段性贸易协定,暂时消除了困扰全球市场的一大不确定性。在过去的两个月中,英国脱欧、美国债务上限和中美贸易谈判三大主题先后出现了突破性进展,美伊关系一度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但是随后双方迅速为紧张局势降温。正如笔者所言,2020年初全球经济仅仅略有改善,但是不确定因素却有极大地改善,在流动性环境十分友善而不确定性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资金踩上了增杠杆、增风险权重的跳板,风险资产价格上涨。这种游资触动的升势估计在不久的未来仍是市场的主旋律,只是要小心价格波动。从相对价格看,中国股市和欧洲银行的估值水平,明显好过美国股市和科技股,新兴市场资产也比较便宜。

上星期市场对英国政策利率的走势,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认知变化。期货价格显示市场对于1月30日货币政策委员会降息25点所赋予的概率,两天内从5%暴增到50%。数据显示英国经济在11月出现了衰退,接下来一位政策制定者Gertjan Vlieghe直言需要见到直接和显著的数据改善,不然他会投票赞成降息。笔者认为这是英格兰银行发出的试探气球,测试市场的反应,除非本周的PMI有3点以上的改善,不然英国的政策利率会在1月底被下调25点。其实11月份的数据,反映的是当时英国采购经理对英国脱欧不确定性的担忧,这种情况随着保守党重夺议会多数席位而已经消失,BoE看的是倒后镜,是过去的镜象。相信BoE对未来数日的数据极其敏感,的确短期降息有50:50的机会,但是哪怕降息,也可能只是一次性现象,之后利率未必继续向下。

本周重要数据不多,市场焦点在中东局势和美欧贸易纠纷。美国大型企业的业绩,对股市后市也可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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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养老,我700万的房子卖了1000块”

快过年了,很多小伙伴已经回到了家里,或者正在回家的路上。

对很多80后、90后的人来说,爸妈可能都到了(或者接近)退休的年纪。

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爸妈聊过,退休后他们打算怎么过?他们怎么看“养老”这件事儿?

最近我看到一条新闻,说西安有一家养老院,春节期间每人每天要加收100块钱,目的不是加钱,而是催促家属把老人接回家过年。

这家养老院的170位老人,今年确定回家过年的只有30多人,有奶奶6年都没跟家人过过年了。

一些人看到这样的新闻会觉得,“把爹妈送进养老院就等于不孝”。其实这锅还真不能让养老院来背,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五花八门的养老形式层出不穷。

进养老院应该是父母乐意、孩子也乐意的一件事儿,如果不去,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但如果想让爸妈好好养老,还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这里头有很多坑,稍不留神就会踩进去。

比如一个北京有房的老人因为“养老”,愣是让彪形大汉撵出了家门,到垃圾场里讨生活。

广西的一位83岁老奶奶,为了养老赔进去180万身家。

而类似的骗局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

01

700万的房子,卖了1000块钱

2013年,国家推出了一种“以房养老”的项目,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它解决的问题是:有些老人觉得靠退休金生活太紧巴了,想过得宽裕点,又不好向子女张口,可以把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

房子老人接着住,保险公司按房屋价值(比如300万),每月给一笔养老金(比如9000元)。

老人过世后保险公司处置房子,扣掉养老金的部分,剩下的房屋价值(比如200万)交给老人子女。

如果房子升值了(升到500万),升值部分(200万)归老人子女;

如果贬值了(贬到250万),贬值部分(50万)由保险公司承担。

乍一看上去挺合算的买卖,但国内很多家庭对房产抵押、继承有顾虑,所以没推行开。

有人调侃说:“60岁以前按揭买房,60岁以后抵押房子养老,百年之后,什么都没留下。”

这虽然是玩笑话,但还是说明了大家面对这事,心态上是不太能接受的。

所以到2018年,也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开展了相关业务,全国共98户家庭139位老人办了手续,数量很少。

按理说这事儿也就算了,但很多骗子开始在这上动起了歪脑筋。

骗子告诉老人:现在有个机会,您拿房产证抵押3个月,我这儿做理财,按年化10-15%给您付3个月利息,3个月后房产证完璧归赵。

如果是价值700万的房产,15%的年化利率,一个月就能拿到近9万元利息。

信以为真的老人跟着骗子跑到公证处,稀里糊涂地签下一大堆文件。

实际上老人签下的是一份数百万的借款合同,一旦到期没还款,“债主”可以凭公证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过户,把老人的房子夺过来。

北京知春里的董望(化名),700万的三居室被人用1000元(整套)的价格网签,其他老人的房子也以极低的价格被“贱卖”。

北京西城的张秀兰和老伴被几个彪形大汉扫地出门,晚上在前门附近的肯德基过夜,白天就去同仁医院里坐着——他们已然无家可归。

80岁的张秀兰白天接到邻居电话,他们的行李又被扔出来了,夜里老人在楼下整理他们的行李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到2019年,光在北京,已知出事的房产诈骗平台达十几家,包括个人骗子和中安民生一类的公司,涉案房产近2800套,金额高达百亿。

这些老人的维权之路很困难,因为在公证处亲笔签字、让文书生效的正是他们自己。

有些老人觉得自己不会上这种当的,自己家的房产证说什么也不能给别人,可得捂严实了。

但有些“养老骗局”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也会上当。

因为在全国很多地方,老人们喜欢把养老院看成一种诱人的“投资”,而不是“消费”。

5元办个会员卡,就能免费吃喝玩乐;

300块钱旅游,五星级酒店吃好喝好玩好;

10万元投资一张床位,租出去还能躺着数钱。

投40万就能免费养老,子女还可以继承本金;

…….

比如在杭州,有一家叫“爱福家”的养老机构,全国200家门店,会员总数近百万。

全国有四大基地,分别在南京、青岛、杭州、海口。

“给我们许诺的是,投入40万,以后它集团下的这四个基地就可以免费住。”70多岁的江大伯陆续投入近50万元,每年享受9%-13.5%的利息。

“我们还去他们南京那个养老基地考察过,确实不错,实实在在有房子,有院子。“

江南小镇般的庭院设计,成排的木屋别墅,石子铺设的小道几百米长……

最醒目的是庭院里的直升机,可以直接提供紧急医疗救助。

室内则像是四星级以上宾馆的套房,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

爱福家旗下的满城芳星海大厦共21层,4至7层为老人康复医院,8层以上为老人公寓

“原来养老院可以这么漂亮!”

很多动心的老人在爱福家投入了上百万元。

这些老人退休前的身份包括干部、大学教授、央企职员以及人大代表。

有老人觉得自己很谨慎,在选择涉案养老机构前,考察了市场上数家养老公寓,权衡了各种利弊,“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比如陈大伯2013年就知道爱福家,当身边人推荐的时候,他说:“我不相信啊,我什么理财产品都没买过,弄不懂,也不信。”

他觉得自己谨小慎微,投入前搜集了很多信息进行判断:“关键是,我都观察它三四年了,一直都很正常啊。所以去年先投了1万进去,看看没事,后来胆子就越来越大了。”

“做梦也没想到还是掉进坑里了。”49万,他和老伴的全部家当,说没就没了。

出事后,陈大伯至今没跟儿子说过,老两口默默承担着这个噩耗。

记者采访到的涉事老人,几乎都选择瞒着子女:“不敢说,会被骂死的。”

为什么很多老人会那么信任这些养老机构?除了保健品传销那一套一口一个“爸爸妈妈”、送米送油送鸡蛋,他们还有更进一步的——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平时老人在家里有什么需要,一个电话,立马上门服务。

老人过生日,业务员亲自登门拜访,送来定制的麻将生日蛋糕。

一个被骗老人说,骗子曾连续两年陪她给老伴上坟,比女儿还亲。

养老院骗局最可怕的是,他们可以为了“培养”一个老人长达3-4年的时间。

老人动辄就是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投资,所以这样的“耐心”当然值得。

老人以为“眼见为实”,大楼、花园、养生基地……这些跑不了,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都是租来的,不过是按养老院的样子做了装修而已。

一家养老机构一年租房只花了80万,却在财务账上写建设费用1个亿。

很多骗子知道,老人觉得过高回报有风险,所以他们把回报率都控制在20%以下,很多老人就放松了警惕。

这种“投资养老”模式有一个共同的“话术”:“国家提倡民间资本办养老,私人老板又没这么多钱,就从老人身上募一些,(好的养老机构)都是这么搞的。”

他们告诉你:可以先少投点,一两万的。然后立马让你尝到甜头(分红),主动追加投资额。

有老人说:“这里利息不算高,但建设高端,我相信他们。”

爱福家维持“高回报”的本质,就是一个“庞氏骗局”——拿后加入老人的本金,去垫付先加入老人的高利息。

而为了赢取老人的信任,他们在全国各地租下更多更好的园区、高楼,改造成养老机构,然后告诉老人:这都是我们自己家买来的地产,跑不了,您就放心吧。

但这种模式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爱福家到底坑了老人们多少钱呢?去年11月,爱福家的老大曹斌铭一审被判无期,他通过养老项目,从5.5万人手里拿到的47个亿都没有偿还,累计非法集资132亿。

类似爱福家的,还有上海的大爱城,先是在公园、车站、医院发传单,用低价旅游来吸引老人参加旅行团。

等老人放松警惕,就开始宣传所谓“候鸟式养老”理念:

一个床位才10万,还有10%的高额利息,投资20万以上,年利息还可以提升到15%,全国各地的大爱城随便住。

实地参观,可以看到环境优雅的养老房。

而在大爱城暴雷后,1940名老人的5.2亿“棺材本”血本无归,平均每人27万。

被骗之后,有的老人因为精神恍惚而摔跤,甚至有老人因为被骗而伤心去世,去世之前还在念叨要追回被骗的几十万元。

在湖南全省327家民营养老机构中,37家涉及非法集资,仅2018年就有数万老人被坑35亿。

还有江西的天地自然养老山庄,2000多位老人被坑3亿多元;

广西的映雪堂,83岁高龄的谭奶奶眼看第一年拿到10多万分红,于是追加投资达180万,最后本金全没了。

业内人士指出,类似的骗局不会结束,还会在全国各地流窜。

“高档的养老院老人住不起,低档的养老院不愿去,中档的养老院一床难求。”

一些独居老人不知如何打发时间,因此爱福家这种“平时人多又热闹,承诺住所,又保本,还给返利”的模式对于老人有很强的诱惑力。

归根结底,很多老人没琢磨明白的一点是,养老是花钱的事儿,而投资是挣钱的事儿,“养老院养老”和“投资高收益”是根本不兼容的。

“上海大爱城模式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返还的利率,养老行业本身就盈利比较难,怎么承受得住15%的资金利率成本呢?”

如果子女们能让老人们多了解一点现在国内养老院的盈利现状,就知道一年百分之15%的返利到底有多荒唐了。

02

养老,一个朝阳产业?

如果让你猜一猜,全国有多少养老院能盈利?30%?20%?不,准确的数字是不到9%。

另外40%的民办养老机构长年亏损,一半的机构勉强收支平衡。

超过62%的机构需要10年以上才能收回投资。

2013年,孟广海在北京房山区投了7000万办了一个养老院,110个床位住了80多个老人,到今年刚刚实现当年收支平衡,而回本之路还很漫长。

“一开始以为有床、电视、家具就行了,其实根本不止这些。”第一次添置硬件设施,仅房间内的呼叫器、氧气瓶等就花费了近400万元。

虽然开始投资巨大,但他一开张就把床位费定在了1250元/月,结果还是没人来。

“最开始第一年只有5个人,全是我厚着脸皮去拉过来的亲戚朋友。”

孟广海说,当时郊区的养老院每月只收600元,还对特困人群免费,民办养老院竞争不过。

北京城区的养老院,一张床位费养一个护工绰绰有余,而在郊区捉襟见肘。

他这里护工平均工资大约是3000多元,算上保险,人力投入4000多元,而现在每张床收费刚过3000。

“现在的人,上哪儿不能挣这3000多块钱啊。”

养老院里的康复设施

随着扶持政策的落地,政府多年来对孟广海的补贴,一共约500万元,但也是杯水车薪。

“每个月收支都是三四十万,基本可以平衡。收回投资成本啊,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有人咨询过租用这块地,一年轻松几百万收入,但是孟广海放不下,怕租出去人家就不做养老了。

“现在我们这里有80多个老人,还有40多个残疾孩子,总不能让人走吧,不行。”

距离孟广海的养老院8公里,有一家规模更大的民办养老机构,10万平米的建筑,10万平米的奇石湖景公园,结冰的湖面上野鸭静静地伫立,这家高端养老院运营4年多,人丁稀少,依然亏损。

高端养老院的奇石湖景公园

孟广海和他周围的养老院像是中国这个产业的一个缩影。

过去几年,我们总能听到一些人鼓吹“养老产业是朝阳产业”,但只有投身其中的人知道,这行业走正道走对了也能挣钱,但你别想挣到快钱。

“收费高了没人愿意来,收费低了又支撑不起成本,上下各有一个天花板,日子很难过。”

老年人对价格特别敏感,如果每个月住养老院的花费超过了退休金,很多人会选择拒绝。

优质的公立养老院,排队要排10年以上的屡见不鲜,很多老人等不起——比如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月住宿费仅1800元,520张床位,排队登记的老人已过2万。

而民办养老院建得太高端,多数老人去不起——比方说北大的钱理群教授没有儿女,退休后把房卖了,住进北京昌平一家养老院,100多平米,有专业护理,一个月要20000块钱,一般人做不到;

而如果民办养老院建得太low,护理水平低,缺乏医疗条件,老人宁可在家待着;

所以最受欢迎的是那些“性价比高”的中端民办养老院。

据统计,现在一线城市44%的老年人每月退休金在5000-8000元,所以这个价位的养老院在北京等城市也是最受欢迎的。

有统计显示,中国养老床位缺口达到200万张以上,但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个。

2019年一季度有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全国养老院床位数量一直快速增长(每年15%以上),却在这一季度减少14万张。

究其原因就是在“挤泡沫”:“空床”太多了,有一批“供需不匹配”的养老机构倒闭。

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中国有50%的养老院,入住率不到50%;另一方面,一些养老院却是“一床难求”,老人想住都住不进去。

老人们真正“渴求”的中端、高性价比床位数量远大于200万张。

可以说,当前养老产业发展的一大矛盾,是养老机构运营成本高,和老人支付能力低的矛盾。

这背后其实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我国老龄化社会到来得比较早。

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这个标准才没几年,但1999年中国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就超过10%了,我国整体上呈现出的是“未富先老”的态势。

即便我们听到每年国家都在上调退休金,现在全国老年人平均退休金也就是3500元/月左右,所以大部分老年人不会消费单价太高的产品。

社科院调查显示,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1980年前后出生)的父母中,超过40%的人有住到养老院的意愿。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住进养老社区不但能够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同时对子女也是最好的减压减负。

针对目前一线城市优质养老院供不应求的窘境,很多周边地区也在积极布局“异地养老”产业。

91岁的北京老人王素贞说:“北京不少养老院每月价格在1万元左右,而在距北京230公里的河北泊头,价格不到北京的一半,服务质量也不错,我就在这儿安家了。”

和王素贞一样,选择到河北养老的京津老年人有很多,河北廊坊、沧州、唐山、承德等地纷纷建设养老机构,以“医养结合”、价格较低吸引京津老人。

住在健康养护中心单人公寓的戴百祺老人

87岁的北京空巢老人戴百祺,卖掉北京的房子,到燕郊的一家养护中心租住一室一厅,每月费用6000多元。

目前,这个高端养老社区已入住3000多名老人,平均年龄约84岁,绝大部分是北京籍,具有高龄、高学历、高收入“三高”特征。

很多老人看重的不只是便宜,还有燕郊这里的三甲综合医院,突发急病可快速救治。

曾有几位老人得了心梗、脑梗,不到10分钟就送到医院抢救,没有留下后遗症。

一些中低收入的京津老人也选择到河北养老,比如沧州的一家老年公寓,每人每月费用在3000到5000元,收费标准远低于京津,护理团队的业务水平甚至优于北京一些养老机构。

考虑到大病医疗,北京的老人在泊头市住院登记后,在出院时只需带好病例、发票等凭证,就可回北京报销。

在全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上海(老年人口超500万),也有20万老年人选择异地养老。

其实对很多中国老人来说,住进养老院,或者在家待着,都早已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五花八门的新型养老给了中国老人更多安度晚年的可能,他们只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

03

养老,不止一种

“报名就跟那抢似的,开始放号了,你得先抢上才行。”北京一家老年大学西画班学员许以林这样说。

“我们一报名,首先学校内就全满了,老班全满、新班也满。新生5点多就来报名,有的最早头天晚上11点多就来排队报名。”

在老年大学都能学到什么呢?这是一份老年大学的课表:

书法绘画、戏曲歌舞、器乐演奏、体育健身是最热门的4类课程。

现在全国各地开办的老年大学一共76000所,覆盖老年学员1300多万人,占老年人口的5%。

有些老年大学一个学期收费只有几百块,老师教的也好,而且不设毕业年限,所以出现了“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不想出去”的火爆场面。

一位叫彭楠的老奶奶,97岁高龄,在老年大学学了30多年,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老奶奶霸气地说:“我要活到150岁,就是要一直学习着。”

而除了聚在一起学习,在全国很多地方,也有老人自发地聚在一起生活,取名“抱团养老”。

比如在浙江杭州郊区,有13位老人住在一栋别墅里,7户13人分布在1到3楼,早上6点起床,下午搓搓麻将,晚饭后溜溜弯,看看电视,就准备睡觉。

13位老人在进餐

平时大家都会在客厅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

组织者朱荣林老人说,一两个老人在家太孤独,现在13个老人住在一起,每天都热热闹闹的。

但抱团养老不是开敬老院,老人们不仅身体得好,而且要各司其职,按照值班分工,轮流买菜、洗碗,每周承担一天的家务劳动。

朱荣林希望老人都在60岁到75岁之间,“岁数再大行动不方便,就没法骑电动车去买菜了。”

抱团养老没有看上去那么“美丽”,这几年,朱荣林家里就有几位老人因心脏病、高血压等身体原因先后退出。

这种养老模式更适合刚退休不久、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

还有些老人选择“候鸟式养老”,“退休之后,和几个亲戚朋友约着,夏天去山东避暑,冬天去海南过冬,到处转转,开开心心享受生活。”这种新型的旅居养老模式,近年来逐渐在老人中流行开来。有超过80%的老人表示,如果条件允许,愿意去旅游。

还有一些养老院搞起了创新,把多余的床位变成了“资源”。

杭州一家养老院邀请杭州工作的年轻人,每月只要花300元就可以入住养老院2000元一个月的朝南房间,唯一的要求是年轻人每个月需要服务老人不少于20个小时。

服务可以是陪老人散步、聊天,也可以是教老人一些技能。

来面试的20多个年轻人,最终住进养老院的有8人。有的教老人学英语,有的教老人用手机、发微信。

对于老人来说,养老院有时会给人一种“暮气沉沉”的压抑感,而年轻人的加入多少注入了一些新的变化。

有的养老院更进一步,实行“老幼同养”,也就是把“养老院+幼儿园”开在一起,多数时间老人和孩子分开管理,每周组织几次共同活动,有时在户外,有时让老人走进孩子们的课堂,和小朋友一起做手工、捏泥人,有时把孩子们带到老人的房间,唱歌跳舞。

目前,这种模式在国外有近500家,但在中国只有三家。

其实关于老年人的各种服务,很多时候都围绕着“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这四个目标展开。

有人乐观地估计,到2050年,中国的养老产业GDP将达到100万亿人民币(接近今年的GDP总额),占那时GDP的33%,届时我国的老年人口也将达到峰值4.87亿。

但问题是,养老这行的钱真不是那么好挣的。

有机构发明出“养老机器人”,还卖给了养老院,号称可以智能看护、语音聊天、远程诊疗。

老人跟机器人互动:“阿铁,我喜欢你。”

机器人说:“主人,请讲中国话。”

后来这些机器人摆在养老院的角落里,用来显示屋里的PM 2.5数值。

万科集团2003年就进军养老产业,到2018年做了170个项目,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

如何理解并满足老年人的“真实需求”,还能让他们为数不多的退休金能负担得起,对于中国很多企业家和创业者来说,是接下来几十年中最大的一个挑战。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总量超过2亿的国家,预计就在今年,失能(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会达到4200万,空巢独居老人会达到1.18亿。

养老产业有多大?光是这4000多万的失能老人,需要的护理员就达到600多万,而目前的从业者只有30多万,缺口巨大;

养老产业有多难?2016年北京护理员平均月工资为2788元,那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7709元。

怎样在服务的“性价比”上做文章,同时让从业者愿意留下长期耕耘,是中国养老产业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是从产业角度说。

而对于不同年龄阶段、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的老人来说,无论是选择居家养老、养老院养老,还是抱团养老、旅居养老、异地养老等等,最重要的是选择一种能让自己舒心、家人放心的方式,去度过自己的百岁人生。

我们还是要强调,养老是一项“消费”,不是“投资”,因为养老产业本身还没那么挣钱,怎么会留着大把机会让你赚个盆满钵满呢?

任何打着“投资”旗号的“养老项目”,你要的是他的利息,他要的是你的本金。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养老都会是中国的一件大事。

春节将至,希望大家回家以后,有空可以跟父母聊聊养老这件事,看看他们是怎么规划的,或许,他们心里想的,和你以为的真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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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何鸿燊们的肮脏发家史:白手起家是童话

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人民总是充满崇拜质感,并称其为财富的“教父”,但是,他们的致富之道也许并没有这么光彩。《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便披露了他们“肮脏”的发家史和财富秘密,该书作者为乔.史塔威尔。

“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撰写评论称,本书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

一、“白手起家”的真相

“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谎言。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的商人,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娶了表妹。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尔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二、行垄断之实,不从事出口业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

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德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断水电供应。

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热衷“庄股”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

三、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

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随着港澳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国人士”。

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

四、选择性节俭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也令人喟叹。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莱斯和女人。

“教父”们的节俭被称作“选择性节俭”,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五、官商一体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 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不过,在中国,“关系”会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决策人,但一个小小科员的作梗,都可能让你面临麻烦。

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导致计划的失败。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东南亚: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六、地域的原罪

虽然人们把新加坡、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提供洗钱、走私服务的中心。

新、港两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场,据说对卖淫态度也比较宽松: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是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

在导致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邮件中,他写道:“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

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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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购买力平价人均GDP“高达”5.3万美元的真相 | 陈经

导读

这不是台湾的成绩,反而说明台湾经济扭曲地发展,长期积累下来出了问题。

有人给我发了老朋友“洛杉机房东”的文章《台湾经济究竟怎么样?》,让我给些意见。这篇文章说台湾经济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购买力平价GDP”高达5.3万美元,好到世界排名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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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洛杉矶房东产生联系,是因为房东炮制了一个“深圳三季度名义GDP增长只有0.5%”的怪论,我2019年11月5日写了个文章驳斥。房东“如获至宝”地发现了2019年三季度深圳GDP名义值居然和2018年差不多(实际是有统计调整,不可直接除),就此引申出“深圳经济失速”这么个“大新闻”。这个驳斥文《深圳三季度GDP增长“只有0.5%”?初中数学错误的根源在哪?》(文章见: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435291829043348?_wb_client_=1)还入选了当周微博的头条文章“先锋创作者”榜单。因此,我对房东是有好感的,有一定水平,犯的错误还值得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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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解释GDP结算调整的原理之后,洛杉矶房东还是不承认他关于深圳GDP的说法有错。即使一度引为知己的盟友“格隆汇学堂”改变观点认错了,房东仍然坚持观点,安抚对他经济水平产生疑问的粉丝。房东的微博只许关注了7天以上的人留言,经常删贴拉黑人。通过这种“骚操作”,社区维稳搞得还不错。但这事毕竟没法掩盖,有一定影响,不少人有印象。不止一人又将房东关于台湾经济的离奇文章发给我,想搞明白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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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与2018年台湾9合1县市长选举结果对比:国民党大胜

2020年1月11日台湾选举,民进党蔡英文大胜连任了。但如果要说原因是台湾经济搞得好,连民进党死忠粉都不会同意。就在2018年11月24日的台湾9合1选举中,国民党还压倒性大胜,22个县市拿下16个。韩国瑜就是在民进党执政30年的大本营高雄奇迹般逆袭,奠定了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基础。当时都认为国民党“总统”大选机会很高,不少人出来争当候选人,朱立伦、王金平、吴敦义、郭台铭都有意向,国民党内乱了好一阵才征召了韩国瑜。民进党贪腐无能,从2000年陈水扁上台开始,台湾经济就走入颓势,这已经是业界共识。

后来蔡英文借香港闹事,以及国民党内乱和韩国瑜的失误,猛打政治牌才翻身的。国民党的选举口号是“拼经济”,而民进党自知经济是弱项,口号是“芒果干”(亡国感),说选国民党就是要一国两制“亡国”。台湾人看见房东鼓吹“台湾经济很好”的文章,会觉得难以理解。如果台湾经济数据不错,怎么解释国民党2018年底县市长选举的大胜?

这回让洛杉矶房东“如获至宝”的数据,是2018年台湾“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台湾高达5.3万美元的数值,高居世界第15位,比日本4.4万美元还高,也高于韩国的4.1万美元。台湾汇率人均GDP是2.5万美元,购买力平价GDP比它翻倍还多。房东还鼓吹了台湾经济的其它方面,但我这次就谈这个“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值得分析一下。

这个“购买力平价”GDP,大意是说各国汇率GDP统计,没有考虑各国物价的区别。物价低的国家很可能GDP被低估了,所以要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来调整,简称为“PPP”。美国作为基准,PPP和汇率GDP都是用美元计价,数值不变。其它国家与美国物价对比,从汇率人均GDP计算出PPP计的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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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发现的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2018年世界各国PPP人均GDP数值。台湾53023美元排第15位(不计澳门与香港)。美国的PPP人均62606美元,和汇率GDP数值完全一样,作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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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都比台湾低不少。中国大陆18110美元(2018年数值)排73位,正好刚超过世界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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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相关国家的PPP与汇率人均GDP的变动统计(IMF数据,GDP单位为美元)

如果按IMF的2018年汇率GDP排名,台湾是25008美元排世界第35位(不计香港澳门)。台湾的PPP人均排名高居15,比汇率GDP人均排名高了足足有20位,排名提升非常多。

文莱升了23位,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升了22位,阿曼升了18位,阿联酋升了16位,巴林提升了14位。PPP排名前30的经济体,就只有这几个排名大幅提升。台湾怪异地混入了一堆石油土豪国家中。

在排名中等的国家中,伊朗提升了30位,伊拉克升了16位,埃及升了35位,印度升了22位,越南只升了9位。

中国大陆2018汇率GDP是9608美元,排名67,PPP人均GDP只排73,反而降了6位,这可能出乎不少人的预料。日本的PPP排名也降了4位,韩国降了1位。

世界各国一般物价比美国低,PPP计的人均GDP相对汇率GDP会提升不少。只有瑞士、澳大利亚等极少几个国家物价比美国还贵,PPP人均GDP还降了。世界PPP人均GDP比汇率人均GDP多出1.6倍,代表了世界各国相对美国的物价调整幅度。发达经济体,除了台湾(石油土豪不算发达),调整幅度都小于1.6。

而发展中国家,调整幅度普遍大于1.6,通常都大于2.0,埃及甚至高于5。中国调整幅度只有1.88,所以PPP排名被一些调整大于2.0的国家超过去了,如多米尼加(2.64倍),泰国(2.71倍),伊朗(3.56倍)。

如果要问这个PPP调整合不合理,从大的方向来说,调整还是有道理的。发达国家上调的少,发展中国家上调的多,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上调以后,PPP人均GDP就能超过世界人均了,这更合理一些。

但要问具体国家与经济体的PPP调整是不是合理,这就问题很大了。

比如印度汇率人均GDP是低于越南一些的,从平均生活水平来说,也明显不如越南。越南人均住房23平米是印度2.3倍,越南人均吃猪肉就有30公斤,超过世界人均肉类消费水平,是印度人均肉类消费的七八倍。但是经PPP调整,印度上调了3.87倍,越南只上调2.94倍,印度反而排越南前面去了。再如埃及夸张地调整了5.19倍,汇率人均本来和越南差不多的,PPP人均一下跑到中等水平去了,比越南高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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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大饼

印度其实和埃及差不多,人口多国家条件差,大量穷苦人在社会艰难维持一个最低生存水平。埃及有名的是大饼,社会底层吃的“黑大饼”只要人民币7分钱一个,政府为了社会稳定,锁定价格十几年不变。有这个大饼供应,埃及人收入再低也不会饿死。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古代是粮仓,但是人口增加到约1亿人以后,已经远远不够吃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要进口粮食。现在每年要进口100多亿美元的粮食保证生存,好在进口来源没有问题。印度也是,大量底层人收入极低,但是吃喝物价很低,也能活下来。如印度主力蔬菜洋葱,平时供应充足时人民币1毛1斤,非常便宜都能吃得起。近来印度洋葱短缺价格大涨20多倍还产生了政治危机,补货后慢慢平息(印度能摆脱“洋葱政治”吗?| 毛克疾、李知非)。

这样用PPP来调整印度、埃及的GDP,就有系统性的问题。它生存相关的物价便宜,但是在本国GDP构成里,这些生存型GDP占比并不高。主要的GDP是工业、服务业等其它成分,如印度汽车业占了制造业产出的一半。这些工业和服务业GDP,和美国的对应产业不是一回事,无法比较物价。最后,就以生存型物价为主,物价指数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PPP人均GDP翻了四五倍。

结果是,印度PPP计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排世界第三。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超过一半,本来就是不太合理的经济结构,因为没有对应的实物,服务质量也不高。这些服务业产出,还要因为食品的低价,再翻个3.87倍,成为平价GDP总量超过日本的主力。说实在的,印度这种PPP搞上来的GDP,让人不太服气。一个发展中国家,靠服务业去拼日本的各种实物产出和消费,似乎倒过来了。

相应的,越南人生存没有问题,就不用搞成7分钱大饼、1毛1斤洋葱这么夸张,卖菜的也得挣钱。越南物价虽然低,但不需要搞成极低。越南猪肉10多元人民币一斤,也不是特别便宜。这样,越南PPP调整倍数只有2.94,生活好了反而吃亏了。越南普通人生活再怎么也比印度、埃及人要好。

倒不是说越南调整的少了,而是印度和埃及上调的幅度实在太大。伊朗和伊拉克上调的倍数也偏多了,弄得PPP人均GDP和中国差不多,都不合理。

中国的PPP上调幅度1.88,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因为中国的物价体系比较丰富。有便宜的底层物价,月入1000能活;也有极高的物价,月入1万是讨饭,不要找我女儿。到底用哪个层级的物价去和美国比,说不清。但从生活感觉来说,上调2倍说得过去。中国PPP调整后的GDP超过美国至少比印度超过日本合理,各种实物不怕比,倒是美国要靠服务业来拼中国的制造业产出。

说印度、埃及、越南的情况,和台湾的购买力平价GDP大跃进有啥关系?原理是类似的。

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曼、阿联酋、巴林这些石油土豪国家,人均GDP和台湾都算较高的,PPP上调幅度也普遍不低,在1.9-2.5之间。石油土豪国为什么物价比较低?因为大搞国家福利,汽油跟不要钱一样,是挣钱不愁只管花钱的生活方式。因为宗教和文化原因,这些国家不太考虑长远问题,既然现在能靠石油挣大钱,管它以后如何,先把福利用低物价的方式搞起来。这其实是人为扭曲了物价体系,价格没有人为降低的GDP成分,甚至一些离谱的高物价奢侈消费GDP,也被乘以低物价导致的高倍数。这些土豪国家极高的PPP人均GDP也难以让人服气。在那胡搞消费,一些压低,一些又狂高,最后弄出一个不合理的倍数。

台湾在发达经济体里,独树一帜地搞了个2.12的PPP调整倍数。而其它发达经济体都在1.6以下,新加坡1.57就算高的了,香港1.3。一般发达国家也就是1.2、1.1的常见。是因为台湾在发达经济体里都特别优秀么?其实不是,根本原因是台湾不涨工资,底层收入太低。

当然说台湾人收入低,是在发达层面说的,不是印度、埃及那个情况。台湾人能买得起汽车的不多,和越南人一样,搞个机车骑,慢慢收入提升了才换汽车。从汽车消费来说,台湾真算不上发达。台湾万人汽车销量约190辆,还不如中国大陆的约200辆。这个数字不能说低,但在发达经济里就算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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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低工资变化

再如台湾的最低工资,有名的是大学生起薪22K(2019年提升到23K)。22K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5000,这个收入在大陆大学毕业生里,都只能说一般。所以确实有不少台湾大学生跑大陆来谋生了。要看上面的图,似乎起薪从1997年到2019年也涨了50%,但这是22年,年增长率只有2%,非常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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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常性薪资1980-2019

台湾2019年经常性薪资(不计奖金等一次性的)约每月42000新台币(约9700人民币),只比1996年多39.5%,每年增幅1%。20多年这种加薪幅度,怎么可能让人满意?再加上奖金等一次性收入,也就相当于每月多个2000人民币,对年收入增幅没什么影响。

台北的房价、房租、物价,和大陆一线城市大致可比,台湾其它城市比台北便宜个15%。台湾人的平均收入,远没有达到美国人均工资5.6万美元的水平。即使考虑交税,台湾的人均收入也不到美国人的一半,仅相当于日本人的一半。韩国人均月收入1.8万人民币,也大幅高于台湾。

一年到手10万,每月到手9000多点,在一线城市生活。这种收入,也能勉强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智能手机档次不低,吃喝不是太差。这种生活水平,其实中国大陆小资很熟悉,哭惨是常事。房租一高,立刻就要骂娘了,群租也有可能。买房就得靠父母了,买车也要存钱。

你要说台北或者台湾这种生活方式是“小确幸”,是5.3万美元的PPP人均GDP世界前列,先得问下大陆一线城市的月入1万的小资答不答应。对台湾生活不需要想象,在大陆就能找到非常真实的对应,台湾人来大陆工作的也是上百万,情况很清楚。民进党搞经济不行,经济发展停滞,被大陆逐渐追上,一些指标被大陆超过,两岸生活水平慢慢接近。

台湾人的痛点就是工资涨不上去,和大陆青年说买不起房差不多,感觉不可能多好。工资涨不上去,物价当然也就不可能高成美国、日本那样,不然低收入的没法活了。

但是台湾仅相当于大陆一线城市的相对低的物价,倒是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就是PPP调整倍数高达2.12。说实在的,还是有点迷,为什么台湾的调整倍数比大陆的1.88还高,难道是大陆物价比台湾还高?那大陆低收入民众怎么活?我的猜测是,IMF用大陆一线城市的小资物价,代表中国整体去和美国物价比。

所以,台湾这个2.12调整倍数,就成了发达经济体里的异类。2000年之前,台湾刚进入发达模式,人均收入不高。民进党胡搞经济,贪腐无能,国民党也好不到哪去,台湾经济止步不前,20年下来人均收入也没多少进步。所以弄出了离奇的低收入和低物价。可以这么说,20多年的政治折腾,让台湾成为唯一一个低收入的“发达”经济体。低收入是眼见的,低物价导致的高调整倍数,乘出来高达5.3万美元的PPP人均GDP,就需要洛杉矶房东这样的人来发掘其伟大意义了。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台湾的人均汇率GDP也停滞,那PPP人均GDP也不会高。那台湾的汇率GDP是怎么回事?和人均收入的低增长不同,台湾的GDP增长率数字还行,在发达经济体里算是过得去的。

1999年,台湾人均GDP是13768美元。2018年,25008美元,19年增长了82%,年均增长率3.2%。这个和中国大陆,以及发展中国家比要差很多,但是在发达经济体里算正常偏高的水平。美国人均GDP从1999年的34513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2606美元,正好也是19年增长了82%,而美国比欧洲不少国家增长要好不少。

所以,台湾是人均GDP增长还可以,人均收入增长不行。收入不行,就低物价。低物价就有高的PPP调整倍数,就搞出了高的离谱的“5.3万美元”PPP人均GDP。这个数值,以及15的高排名,不是台湾的真实经济水平,比德国、日本还高,直觉就不太合理。但是要搞明白,也并不很容易。幸好我作为洛杉矶房东的老朋友,还是能解释清楚。

有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台湾人均汇率GDP增长还可以?一是新台币的汇率基本稳定,对美元长期就是33左右。二是台湾“主计处”报出来的GDP,它就是在那增长。年年常见剧情就是,算出来的实际GDP增长率高于人均收入一两个百分点。长年累月下来,再除以基本稳定的汇率,就是这个效果了。

为什么台湾统计出来的GDP在那增长,这个原因就有点复杂了。它相当于是说,台湾的经济活动在增加,推动经济活动需要人做事,需要给人发钱。台湾人收到的钱增加不多,但是台湾经济活动却增加了更多。这个原因是,台湾的经济活动,有不少和台湾人关系没那么直接。

比如台湾公司到海外接单,到大陆生产出货,代工是台湾最常见的贸易模式,增长是相当可观的。这些活动算是啥?这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可以把一些经济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放进台湾的GDP里面,但是做事发的钱,却发给了在大陆工作的员工,就算是台湾员工,也大批在大陆生活。

台湾也缺少国际知名的品牌,手机品牌不行了,汽车品牌没有。如果有品牌,就算跑到大陆制造卖到全球,利润放在台湾也是不错的。一些美国公司就是这样,在中国生产,卖回美国卖到全球,创造了很多GDP和渠道收入。台湾只靠代工,对本地人收入提升有限。

总体来说,台湾因为政治纷争,经济发展找不到方向,人均收入增长低迷。不高的收入,让台湾的物价仅相当于大陆一线城市,这种独特的状态,让台湾的PPP调整倍数高得不正常。又因为独特的代工经济模式和统计处理,台湾的汇率GDP维持了基本的增长。两者结合,搞出了5.3万美元的离奇PPP人均GDP,超过了一些老牌发达国家。这不是台湾的成绩,反而说明台湾经济扭曲地发展,长期积累下来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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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持续22个月的经贸摩擦,改变了什么?

恩格斯说,新闻工作者的最大荣幸就在于他们能够目睹历史是怎样形成的。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我们也有幸见证。

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本月13日至15日率团访问华盛顿,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一)

目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还没正式签署,内容自然没有公布。

不过,根据双方早前发布的消息,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

协议是好是坏?有些人不看好。有人表示,这份协议太过“脆弱”,随时可以崩盘;另有人说,协议没有触动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也有人说,协议对两国贸易并无实质性改变,只是让两国“看上去取得某种成就”。

身处多元化的世界,存在这种声音不奇怪。

“隆东腔”认为,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这是一个“有原则”“有限度”“有好处”的协议。

首先,协议体现了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双方都守住了各自的位置。

中美双方的各自核心关切,早已摆在台面上了。中方对美方关于农产品采购等核心关切很清楚,美方也对中方的三条核心关切(取消全部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改善文本平衡性)不陌生。

此次,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如果没记错,这是本届美国政府首次对一国降低已加征的关税。

而中方将顺应国内老百姓“买买买”的节奏,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进口一定量的美国产品。当然,这种“买”是有原则的。

扩大贸易合作必须基于WTO规则和市场化原则,美方需要保障供给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满足中国相关监管要求。

至于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服务等方面,实际上中国按照既定的方针节奏,一直在稳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坚持了自己不可动摇立场,并灵活地提出了弥合双方差异的解决方案。比如,在评估和争端解决方面,实行的是双边双向安排,而非单边单向。

其次,协议前面冠以“第一阶段”,意味着这是一个“有限度”的协议。

美方之前一直要求“一个大交易”,想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打打谈谈下来发现,毕其功于一役太难了,中方“求同存异”的思路破了题。

哪些问题现在能谈成,就放到第一阶段去落实;哪些问题更加困难,就放到后续磋商中去。

接下来,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需要时间进行消化、调整。

最后,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协议。

尽管第一阶段协议没能解决所有问题,前路依旧道阻且长,但是它在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增进中美和全球人民福祉、稳定全球市场预期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美国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埃肯森称,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减少了商业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商业活动的“最大敌人”。

 (二)

“隆东腔”看到这样一个比喻,很有意思:

在美方一些人的逻辑中,这个世界存在三种相处模式——

第一种是狮子和老虎,各划一块地盘儿,谁也别惹谁。但是,只要有机会就去灭了对方,把地盘儿抢了。

第二种是狮子跟羊群,狮子只要吃羊的速度不超过羊群繁殖的速度就好。

第三种是狮子跟大象,只有让狮子认识到,大象虽然是吃草的,但是如果去招惹大象也很危险,唯有如此大象才能继续吃自己的草。

第三种是我们所争取的。

从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即将签署,这场贸易战的深度、广度、长度超出想象。

客观来说,美国是主动进攻方,频频打拳击,中国是战略防御方,以太极见招拆招。

打打谈谈,几经波折。有的时候,进一步退几步,让人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有的时候,峰回路转,让国际社会暂时松了口气。

“隆东腔”深刻感受到,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是多么重要。

当这场博弈由闪电战进入到耐力竞赛,美方不得不承认,本来准备高举高打,但没料到这么难打。

吵归吵,闹归闹,谈还是要谈的。

去年12月,我们注意到积极迹象——

北京时间12月13日晚23时,中方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美已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美方也就协议中共识发布信息。

一向惜字如金的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频频接受采访,公开表示:“我们是自由市场体系,他们是国有社会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两种体系可一起共事,这正是我们开始做的。”“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让我们都变得富有的方法。”

事情已经起了变化,这是双方理性计算的结果。

 (三)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矛盾冲突”与“合作互利”共生于中美关系里。

一方面,过去40年,中美两个大国在合作过程中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安全、网络、海洋、外太空等等领域,双方“低头不见抬头见”,两国关系已经“大到不能倒”。

另一方面,双方真是太不一样了,也时不时会在全球“互踩脚趾”。基辛格说,在中美这两个具有不同历史观的伟大国家之间,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经贸磋商的意义在于,双方相互摸底,不断磨合,积累经验,可以逐步将这种理性对话的方式拓展到其他更复杂的问题上,将“合作互利”的一面压过“矛盾冲突”的一面。

就像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与基辛格会面中所说的,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会被大潮所吞噬。

从这种意义上说,持续22个月的磋商,是值得的。

岁末年初,大家都喜欢回忆回忆往事。

2000年前后,中国在卯足劲儿冲刺WTO,并于2001年正式加入,从此轻舟驶过万重山。

2010年,仿佛“忽然”之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2020年,不出意外的话,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即将签署。

日子一天天溜走,日历一页页翻过,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悄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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